原祖杰丨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

当下中国，“西方”一词徘徊于各种研究领域，但笼统划分中学、西学的错误就是将不同时期的文明成果混淆在一起，这种倾向将中学等同于本土文明、传统文明，将西学视为现代文明。而其实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现代文明是“地理大发现”后，不同文明之间接触、碰撞、冲突、融合而形成的结果。追溯“东西方”概念产生的历史渊源，更有利于我们认识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以及东西方划分的误区。

古代对东西方划分的认知

欧洲“东西方”概念的建立始于罗马帝国时期。先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中部、西部欧洲与信奉东正教的东部欧洲对立，后来伊斯兰兴起，东部概念又包括了伊斯兰地区，总之对欧洲人来说，东方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古代的波斯帝国到中世纪土耳其帝国，再到印度、中国，都是东方。

而中国人对“西方”的系统认识则始于“地理大发现”后的明朝中期，这种认识多得益于基督教传教士的信息传播，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也同样受这些传教士的影响，并进而形成了各自的东方观、西方观。并且这种东西方划分的意识形态成分越来越浓厚，经过一些西方学者如魏特夫的宣传研究，东方与专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此即东方主义，这种东方观是在与西方人对自我的认知基础的对立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学者也接受了这种说法。

近现代学者对东西方划分的认知

五四前后长达十余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中，中国学者们对东西文化问题各抒己见。胡适是西化论者；梁启超是一个中西互补论者，主张以中补西；梁漱溟则主张重新复兴东方文化，这三种不同取向同样都是以东西方的划分为前提的，同样都认为中国现代化就是西化。可见这时还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西化”和“现代化”的区别，仍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

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又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其中金耀基认为对中国来说，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文明。作者认为，金先生如此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因为金先生实际上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所以金先生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强调中国性的问题；而外籍学者沙培德则认为不同社会的现代化因为日常生活的影响产生地方经验，但这种地方经验不会背离以世俗与理性为现代化共同特征的现代性。

人类文明发展史说明，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获得突破性发展，文明是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交流、传递中获得改进和发展的。

现代思想就是地理大发现以后文明碰撞、交流、比较融合的结果。现代思想的最基本内核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欧洲文明的独立成果，正是欧洲地理大发现后的扩张以及由之所带来的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和信息流通，才是欧洲人在现代思想与科学居于领先地位的关键。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激励或刺激作用。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及其选拔和管理方式给欧洲的思想家提供了现代政治制度设计的有益参考；另一方面，欧洲学者认知中的东方专制制度也从反面激发了欧洲思想家们的创作灵感。不论是欧洲思想家的著作，还是中国学者对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都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正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带回来的东方知识，为启蒙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是值得商榷探讨的。

其实现代化是一个进行时，不是完成时。即使传统也不是已经定型的过去，传统体现在不断创新的现代世界中，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现代化是人类基于理性原则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文化制度的不断探索，是在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下，人类对于各种现代实践活动的调适、批判和纠正。

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种种困扰，诉诸传统或者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消极现象的一种批判，但是这种试图修正现代性的理论行动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这些理论都比较重视“边缘文化”、“亚文化”、“非西方文化”，提倡文化多元和地方特殊性，在这种理论鼓励下的文化多元化、本土化可能会鼓励宗教和文化中的极端势力和偏执情绪，强化民族国家间的隔阂。

我们应该追求全球共同体，建立全球社会，并建设一种优于各种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来作为这个全球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如果中国要承担此重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和“大同思想”或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