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先于世界两千年的一个制度，到汉武帝后世界基本追赶不上了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 “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朝以前，各级官员是由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而产生的。而这样的制度，并不能充分的利用人才，反而，打压了人才的积极性。先秦时期，因为有各个诸侯国，所以，诸侯国实行了贵族制。其中，诸侯、卿、大夫、都是遵从世袭制度，肥水根本不会流到外人的田地里。

到了秦朝时期，秦始皇发明并实行了郡县制，于是，除了皇族世袭而来的各级官员们，也有了以各种形式从地方选拔上来的官员。汉朝承袭了秦朝的体制，所以，郡县制也顺理成章地被继承了下来，随即官员的选拔制度也开始成熟、完善。

到汉武帝当政时期，官员选拔体制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汉朝官员选拔的来源，大致分为两种渠道：

第一个渠道，是先培养人才，再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由政府来设立太学，培养知识分子，让太学生成为政府官员是当时的主要途径。太学生毕业之后，就像当今的高三学生一样参加高考。而太学生则会参加中央组织的统一考试，通过考试结果的筛选，太学生会被分为甲乙两科。

甲科是郎，会成为宫廷侍卫，通过皇帝的考察，一般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出去当官；

乙科是吏，一般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不会接受中央的任命，但是，却能成为地方主官的附属官僚。

汉朝的这种选官制度，具有它科学、合理的一面，使得人才被中央所任用，培养出的官员也能使中央政权加固。郎官的来源是全国各地，在实习出来之后，再前往全国各地任职，但是，一般不会回到自己的籍贯处任职，于是，各地之间的人才便得到了流动。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各地郡守、县令，都是由中央调配任用的。地方主官原籍不能在当地，但是，地方主官的附属官僚的原籍是可以在当地的。简单地说，附属官僚的任用并不是由中央调配，实际任用权则掌握在地方主官的手中。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选举产生官员，当时的选举分为了举贤良、特殊选举和举孝廉三种渠道。

当中央需要更多的官员时，便会实行举贤良这种形式的选官制度。举贤良的形式则是：把中央想要考核的问题写在竹简上，即“策问”，而参加本次选举的人，就成为了出谋划策的人，说出自己对问题的解决之道，即“对策”。只要自己的对策能够被中央选上，那么，他就可以被任命为当朝官员了。

这样选举出来的人，一般都是具有独特思维的人，思考全面、顾全大局往往是他们的普遍才能，所以，他们的位置也会被安排在较高的位置，如：历史上著名的董仲舒、贾谊等人。而特殊选举则是选举出国家需要的专业型人才，比如：外交人员，只要拥有特定的才能，就可以报名参加选举。

举“孝廉”是由地方主官推举出孝子廉吏到中央，之后，经过一定的程序的筛选就会被中央统一任命。举“孝廉”虽然举荐到中央，但是，实际的主动权还是被地方主官所掌握。举“孝廉”的定期举行，让官员的补充得到了快速解决，也因此，前面的两种选举方式逐渐被淘汰了。

即便如此，两汉的察举与考试也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要经过考试，而后，才能量才录用。

汉武帝以后，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但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故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 ...

举孝廉人数众多，所以，需要经过考核才能择优安排为各地主官或者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从历史资料上来看，各地举“孝廉”上去的人员，一般都是原太学考试分出来的吏，之后，再通过举“孝廉”，成为郎官。汉朝的选官体制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像选人形式，到现在还被借鉴使用。

可以说，在同时期的欧亚等地，还上演着军人干政和夫人政治的时候，汉朝的官员选拔制度就有效地避免了这种局面的产生。但是，汉朝的选官制度仍然有它的局限性，地方官员拥有了察举制的主动权，于是，地方主官都会大量举荐自己信任的官员，这样的话，最终，就形成了门派势力。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以官举士、权操于上，百姓不得参与、民意无从体现。察举对象多为官宦子弟，出身、地位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典型的‘世袭’状态，出现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尴尬局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急需各类人才，因此，很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选举制度之得失，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因才制宜、人尽其才，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参考资料：

【《汉书·武帝记》、《汉代察举制探析》、《后汉书·百官志》、《秦汉官制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