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读书的故事,高尔基读书的故事给我的启发

书的初忆，总觉得那个下午不够漫长。

天气很好，有些温和，有些高爽。一个小人坐在小板凳上，俯首看书。板凳安放在青石板上，石板很干净，青色的表面已经平滑；背后是深褐色的板壁，板壁里面就是镇上的图书室。图书室的窗外是天井，因这个读书的小小人而显得宽大，那蓝的天远在黝黑的瓦片之上，静谧，天、天井和青石板的光泽，还有窗后微暗的虚空，都在一起读书。这是一座大宅院的天井，图书室就是右首厢房。房间不大，里面的书应当也不多。借书想来是相当方便的，不记得有什么手续。

我读书的初忆就是这样一个宁静的境界，或许出于专心，把他人的脚步都忽略了过去，图书管理员应当是在的。在此后悠悠的岁月里，读书总能让我放过生活中的各色物事，伤痛也好，愤怒也好。

长长的读书生涯追溯开头，就到了这幅天井秋读图。那天读了什么书，今天渺无印象，总不是小人书。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是给小学生或更小的儿童看的，故乡一带，小孩称为小人，这个叫法大约就是如此而来的。那时，小人书通常是由私人出租的，城里镇上路边一家小店面，一个书摊，在架子上摆放着或用绳索挂着许多小人书的彩色封面，一排小板凳，坐着专注而贪婪地阅读的大小孩子，不过，都是些男孩。我认字之后，不太喜欢看小人书，觉得不过瘾。即便翻看，也往往只读下面的文字，而不太注重上面的图画。

我是进了小学才识字的。原本六岁就要去读书的，只当时所住的那个小镇离最近的小学也有好几里路，中间隔着一大片果园，其实是花木世界，但父母不放心，所以到了留下才上学。甫一上学就钟情于书和文字，在里面寻得别样的世界，一俟知道镇上有这样一个图书室，不啻发现了宝库。它也不是每天都开的，但开放的时候，常客中有我。因此，这个初读的印象或许不是第一回在此处读书的情境，只不过生命中读书的记忆没有比这个更早的了。这样的光景大概持续了一年多。来年“文革”爆发，这个小小的镇图书室也就关门大吉，以后就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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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韩水法教授

早期的阅读，现在还有鲜明印象的就是几篇语文课文，几篇儿童故事，它只是一个短短的序幕。记得有一本藏在床底下的童话书，好像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内容大致是讲草木仙子和小精灵一类故事的，还有小仙子的插画。

一年级还算清新的课文到了二年级时就换成了充满颂扬、愚忠、戾气和愤怒的文字。比如，有一篇课文是顺口溜，名字叫做“打倒贼江华”。江华是当时浙江省长，在学习这篇课文前，乡镇的小学生自然不太清楚省长是做什么的，这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了一点。十余年后看到江华主持审判“四人帮”时，就想起课文中“贼江华，欺上又瞒下”的句子。

从初认字到读高年级和中学语文课本，再到读长篇小说的过渡，是自然而不分明的。可以连蒙带猜地阅读各色样书籍的辰光当在小学三四年级。这一段时间也正是“文革”的高潮。

身历那个浩劫，每个读书人的阅读都会有自己特殊的经历。虽然在“文革”之前，就发生过几场批判教育、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运动，但是尚未疯狂到全面摧毁的程度。到了“文革”，这种疯狂终于爆发，彻底破坏就是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主要活动；几千年的文明唯余断墙残垣断简残篇，继之而来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武力斗争。我没有见证过“红卫兵”“造反派”拆庙捣毁图书馆的行动，但掘坟、抄家和游斗的事还是经历过的。一群小孩跟着大人，也就是“红卫兵”“造反派”到所谓黑五类的家里抄家，那时既觉得热闹，也有一些害怕；否则，那本童话书也不会深藏在床底的杂物之下。最惨烈的见证之一就是烧书。我家对门有一块空地，“文革”初期的某一天，那里堆起了许多抄家抄出来的物品，当时称之为“封资修”的东西，如祈神、祝享的器具，绫罗锦缎的中式服饰，民国或更早的特别器物，还有好多书，包括线装书。火被兴高采烈地点燃，有人欢呼，而我看着那些书一本一本地被燃起火焰，虽然痛惜，甚至痛楚的快感，却也没有胆量从中去抢出一两本来，其实就有年岁稍长胆子也稍大的孩子这样做了的。这些书中有许多正是平时求之不得的，却这样化做了舞动而上的火焰，然后就是一片片的纸灰，飞到黛色的瓦片之上，在小镇上空盘旋许久。直到今天它还会时而飞起。在柏林，凭吊纳粹烧书处，那纸灰就在眼前飘舞而起。

“文革”初期，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鲁迅的著作和党报，还有“造反派”的印刷品，其他所有文字，一夜之间都成了毒草。破坏和武斗之后，革命的专制稍稍宽松，于是，除了政治的和大批判的文字，文学的尽管依然是革命的读物也慢慢地被允许公开阅读了，小说最早有《艳阳天》和后出的《金光大道》，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书好像也是可读的，当时还有一本小说不像小说、历史不像历史的《虹南作战史》。

不过，读书人对于书的渴望实在是难以长久和彻底遏止的，江南千百年来的尊崇知识之风，也是难以为主导“文革”的那些流氓文痞一时禁绝的。劫后残存的书，未经劫难的书，慢慢地就在中小学生之间流传。有些书是抄家时私自藏下的，有些是在打砸学校或单位的图书室时从那里带出来的，也有些是事后从那里或存放抄没物品的所在偷偷地拿出来的，还有就是从火堆抢出来的。一些品相好的书则是普通人家藏着没有上缴而保存下来的。

这些书在孩子中间是悄悄地地流传的，大人一般不知道，在初期，知道了也就会干涉，毕竟他们比孩子更知道触犯革命戒律后果的严重性。书的流传，除了特别要好的朋友，是要交换的：一本书换一本书；不过，这条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可以用其他被孩子们认为等值的东西来换。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可供孩子玩的东西同样也是很匮乏的。实在不行，还可以赊借，譬如许诺将来有好书一定给你看，有好事一定想着你。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对别人说，否则一不小心书就会被没收。

那时我没有藏书，其实谈不上藏书，就是没有什么有值得看的书，只是凭交情借书来看。这通常就是利用书流传过程的空档，比如一个人换得、借得或以别的方式得到一本书之后，却半天有事，没有时间看，于是就去借来读；那就会读得废寝忘食，天昏地暗。那时，跑人家即北方所谓串门是方便的，书的消息就在大家的走动中获得和传播。有时，实在借不出来，就在别人看书时凑在旁边一起看。遇到耐心而乐意照顾人的，还能每页都完整读遍，如果有不那么耐烦的，或者本来就有施舍之心的，就得小心地照顾书主的心情，只能顺着他的意思，而不能提出慢一点、等我看完这一页再翻页这样的要求。遇到那些情节曲折吊人胃口的小说，耐心的书主就统统消失不见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读了如莫里哀的戏剧集等一些当时半懂不懂的书。那些书多半是都没头没尾的。所谓没头没尾，不仅没有封面和封底，也不只是前几页和最后几而都不见了，而且前十几或几十页形成一个残破的梯度，尚存的第一页只有半页甚至小半页，后一页比前一页多一些，逐渐到完整的一页；不仅缺角，残存的书页多半也是卷边的。追求完整的人还会从半页开始读起，半页，又一个半页，然后就是四分之三页，后来就是缺几行，缺几个字。没有耐心的人就会直接从第一张完整的页面读起。到书的最后，残破的情况又再现，不过，秩序是相反了。这倒也锻炼了读书的能力，会猜测情节的开始和发展，自然也训练了快速阅读的能力。在北大上研究生时读到美国大学的阅读教材，上面所谓的快速阅读法，就不是一行行地读，而是斜向一目十行地阅读，恰与当年的读书经历巧合。因为这样的读书法，许多书读过以后，却不知道书名是什么。不过，这并不影响读书的兴趣和收获，开卷有益或者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

邻居里的中学生常常会过手一些抢手的长篇小说。他们不太愿意借给小孩，但一旦出借却不必交换。那个辰光人就会如获至宝，飞快地回到家里闷头读书，天塌下来也不管了。有时书只有几个小时的空档，书主为免得借出之后再要回来的麻烦，主要是怕强行索回，有碍情面，就要求在书主家里看，这样书主一俟得空便可随时取回。少年时，为别样的事，要向他人借东西，甚至请人吃饭，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唯有向人借书一道，却还是蛮有勇气的。

那时故乡镇上的房子，家家都有一个堂屋，门口有青石板或麻石板的台阶，几把或大或小的竹椅。这就是与人一起看书，或在书主家看书的所在。街上有行人往来，左邻右舍的台阶上有人闲坐，做女红，谈天，但读书境界是自在无碍的，不易为旁人他事侵入。

如此这般几乎来者不拒的读书经历，倒是养成自己广泛的读书兴趣。书之各色品类，民国的、“文革”前的和“文革”中的，直到当时流行的手抄本，都曾经读过。由于书源有限，所读的主要还是文学作品，尤以小说为主。《林海雪原》、《茫茫的草原》、《平原枪声》、《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秋海棠》、《三家巷》、《家》、《春》、《秋》、《七侠五义》、《岳飞传》、《女神》等等，都是在高小和初中之间阅读的。在那个年代，这些书多被目为毒草，那时候的人曾认为，小说是其“反对派”所发明的一种反党的工具，所以四九年以后的出版的小说除一、两本外，余无幸免。例外的是《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红楼梦》读过许多遍，当时还收集了几本“文革”时代的《红楼梦》研究文献。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三国演义》一直没有多大兴趣，到今天也没有把它从头到尾读完过。

初中时期，中国社会多少有点向正常状态恢复的倾向和动作。一些文学和其他的刊物恢复出版，在江南比较有影响的是《朝霞》和《学习与批判》，前者我还订过一年。中学教育一度要恢复正常，学校的图书室也开放了，一时看到书原来有那么多种类，不免惊喜，就借了多位同学的借书证，抱回许多书，结果一时读不完，被同学催着要还回借书证。所读的书中有几种印象颇深刻，其一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二还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第三是一本天书《音韵学》。借此书时，图书室老师好奇地问：你怎么想要读这本书？记不得当时是如何回答的，但起因大抵是当时正在学写词和律诗，想了解押韵的知识。本科时倒是上过周祖谟先生音韵学的课，不过，到现在也只是大致知道这门绝学是研究什么的，享受了在其门外不断探头张望的乐趣。

那个时候还借哲学书来看过，在动手写这篇文章伊始脑子里却毫无这样的印象，日前偶尔找见初中日记才翻出了这一节。日记写道，哲学太高深了，需要很好的基础，现在还是读文学的书为好。想不到的是，以后一生竟以此为业了。在初中时期，正而八经地读过的高深理论，首推《共产党宣言》，在北大听马哲的课时所用的还是中学那个本子。

初中毕业时，我也有了几本藏书，其中几册现在时而还会翻阅一下，如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竖排的《红楼梦》，一套按鲁迅生前出版的单行本重版的鲁迅著作集，“文革”之前出版的《唐宋名家词选》等。升入高中后，我的阅读兴趣就转向历史、文学理论、国际事件和政治，这是阅读的另一阶段，与书的初忆相距甚远了。

中小学时光我们一代大半处于文化浩劫的年代，知识，尤其是精英知识，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近似一种原罪。那个时代也提倡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但目的除了政治灌输，还在于实用技术。图书的流通和出版有如荒漠里的草木，有些还是半枯或全枯的。故乡原是文物之邦，可谓步步皆是历史，而我是进了北大之后才逐渐地获得这些历史的书本知识的。比如近在余杭仓前的太炎先生，虽然在读鲁迅时曾经遇到，却是进了北大之后才有机会读到他的著作的，而其故居也是南归度暑假才去探访的。郁达夫的情形也大体相似，他那极其清丽的文字也是在北方的严寒下首度读到的，幸好当时海淀一带还多稻田池塘，有水气氤氲。

我的工作和生活终日与书为伴，书的故事总有无数，但都没有这书的初忆那样鲜明，清爽又恬静的读书时分，是儿时最宝贵的时光；带来快乐的还有山水之趣，带来世界和志向悠远之思的，唯有读书。在离开古镇负笈北京前的年月里，曾许多次进出那个墙门，随着革命的起伏，它变成了多家混居的杂院。不过，这令人肃静的图书室，清明的天井，却始终是与它不相干的。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光景，天之蓝，石板之青，阅读之静穆，仍然是触摸得到的。

2011年2月22日改定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发表于《文景》，2011年第3期

【本文选自《听风阁札记》】

《听风阁札记》

韩水法 著

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