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4月，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准备收拾行装南返。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匆匆赶到六国饭店，只为挽留一位“姓张的朋友”，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让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挽留的张治中是国民党政府内著名的主和派。在北平和谈前，李宗仁等相信他“曾经三上延安，并且亲自护送毛泽东主席回陕北，与中共有深长历史关系”，由“他出来组阁，可顺利推动和谈的进展”，故而将他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任上调回南京，作为和谈国民党首席代表。

推动和谈

1949年4月1日上午，张治中与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一行20余人，乘坐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准备的“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2日至7日，国共双方代表就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

在此期间，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紧紧地握住张治中的手，深情地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的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毛泽东的开场白让张治中的心里暖暖的，俩人愉快地畅谈了将近4个小时。

张治中认为蒋介石留在国内可能是和谈成功的阻碍因素，为了推动和谈成功，他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劝其要“放下一切”出国去，惟有如此才能给腐朽的国民党政府以刺激。在信中，他还提及“此次到北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万感交集”，直指若蒋继续“留居国内”，可能“再起再战”。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周恩来给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概括说明。张治中几乎是一口气看完这份协定草案，认真地将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在发言中他说：“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于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会后，张治中与南京代表团成员逐字逐句研究协定草案的修正案，希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

毛泽东、周恩来与张治中

15日晚，双方代表团举行第二次谈判，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代表团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指出：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在《协定》上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张治中听后表示明天派人到南京请示后立即答复。他对中共的意见表示理解地说：“恩来先生让步的地方，我们很了解，就是不能让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们也是了解的。”会议结束后，张治中回到住处与南京代表团成员进行了郑重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应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只有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才能对国家、对人民更好。

至此，张治中率领南京代表团已经为促成和谈成功拼尽了全力，但南京方面的想法却大相径庭。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0日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及代表团，表示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通知代表团返回，北平和平谈判正式破裂。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真诚挽留下，张治中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放弃了回南京复命的想法，决定留在北平，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在中共中央的真诚邀请下全部留在了北平，而且随后基本上都参加了民革。

国民党政府对于张治中留在北平，十分气愤。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20日、22日又继续发出两个电讯混淆视听，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张治中对这种颠倒是非的行径感到十分气愤，于26日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共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右二）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

为国家名号和国旗建言

1949年9月，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重要建议。

在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时，大家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表示，“共和”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含义，二者没有必要重复，建议将“民主”二字去掉，直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建议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最终决定采纳。

确定国旗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张治中的建议。当时，毛泽东从所有国旗备选图案中保留下了两幅图案。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有横杠。说明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河流，象征中华文化发源地。还有一幅，就是现在五星红旗的原型，以此征求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于赞成前一种方案。张治中认为此种方案并不合适，建议选择五星红旗方案。他在分组讨论时详细说明了自己反对的理由，但是没有结果。他心中十分着急。正好有机会见到毛泽东，遂婉转地说：“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守秘密。”毛泽东隐约知道是关于国旗方案的事情，自己也同意前一种方案，但见张治中专门来问自己的意见，便又问道：“你觉得如何？”“我反对！”张治中直接说，“第一，杠子不能代表河流，中间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慎重地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过了两天，毛泽东专门约了四五十人专门讨论此问题。最终，张治中的建议被采纳，大会再次讨论时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方案。

左起：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

为祖国统一做贡献

除了为国家名号和国旗建言，张治中还曾多次向毛泽东直谏。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张治中参加完民革二大后，从北京飞赴西北。为了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张治中协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前往迪化，商榷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

张治中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主动参加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1949年12月6日，张治中面向新疆起义军官和干部作了《怎样改造》的重要讲话。之后，又应邀为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和起义部队驻迪化军官及机关干部作了长达3万字的《再谈怎样改造》的报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北平8个月的经过、见闻，真诚希望官兵正视现实，勇于承认错误，诚意改正错误。会后，彭德怀鼓励他将所讲内容发表。为了打消他对于内容太长的担心，彭德怀说道：“不要紧。详细些，具体些，使人看了既真诚，又生动，很好嘛。”文章发表后，果如彭德怀所言，引起了起义部队的触动，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建议草案总纲第四条中“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他特别解释说，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对此，毛泽东十分赞成。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张治中还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位人大常委会委员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这个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不仅被采纳，还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视察，成为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制度延续到今。1956年3月，在民革三届一中全会上，张治中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一年后，民革中央成立了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经民革中央常委会研究决定，由他担任主任。

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张治中做了大量工作，撰写了《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等文告，热切呼唤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中华民族的统一、祖国领土的完整为重，不要再与美帝勾结，回到祖国怀抱。（ 韩景慧 可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