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个故事，但有些生命永远沉默，有些生命万古流芳。这句话形容在朱安和鲁迅身上，贴切得令人叹息。鲁迅身后的朱安早已埋葬，而朱安心里的鲁迅却活进了教科书，这或许就是他们为什么注定无法交集的原因。

在新旧交替的民国，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是最失败的包办婚姻，既不是离婚收场，也不是圆满收尾。捆绑一生的结局，造就了一位最冷酷的丈夫，一位最可怜的妻子。直至老死，他们都未曾有过一句亲切的对话。

不禁唏嘘，终身伴侣，人生发誓只选一次，为什么会有饮恨终生的婚姻悲剧，这里面的点滴，是时代的缩影，也是世故的探索。朱安和鲁迅的婚姻悲剧，的确值得反复漫谈。

图 | 鲁迅与朱安

可怜贤淑遇飞雪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6年夏秋，鲁迅在日本被母亲以“母病速归”的电报骗回国与朱安完婚之后，就说出了上面这一句话。此后的夫妻生活里，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的通信、日记中，鲁迅对朱安的称呼也是极其冰冷疏离，只简单地以“妇”代之。其中的决绝冷酷，无疑是反衬出朱安内心苦闷孤寂的一个处境。

关于婚后的生活，参照其友人荆有麟所说就可以预先打一个冷颤——“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与朱安平日无话可聊，必要的交流也只是一些平常的例话：

‘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因素多方面，但可以从一个日常事件中窥探，鲁迅似乎也不完全是彻底不近人情。

在婚后最初的一次交流中，鲁迅试图与朱安打开话匣子。他告诉朱安，日本有一种美食很好吃，但未待鲁迅介绍完，朱安就抢先附和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随后鲁迅立马闭了嘴，话题也立刻变得索然无味。因为这种美食，不光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朱安怎会吃过？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朱安当时太能“装”了。所以鲁迅对朱安感到厌恶，尤其这已不是朱安第一次耍小聪明了。在结婚当日，她就为了讨鲁迅欢心而自欺欺人地穿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不料走出花轿时鞋子滑落穿帮，露出了一双三寸金莲，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图 | 鲁迅

尽管这些小聪明无伤大雅，但鲁迅一贯严肃的性格不容忍这种自以为是的愚蠢。不过这也绝不是鲁迅缺乏包容，皆因这种厌恶都是朱安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

不妨将话题推到结婚前，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

“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读书放足是鲁迅对旧式未婚妻提的起码要求，但是朱安统统拒绝了。由此鲁迅对朱安的厌恶感倍增，因为他实在不能接受一个比自己母亲还要显得老朽的妻子。

这倒是实情，周老太太虽然封建传统，但通过自修获得了读书看报，甚至迷上看张恨水小说的文化水平。相对于朱安，她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反倒一袋一袋地抽水烟是她的癖好。所以在朋友面前提起这位“一无是处”的妻子，鲁迅总免不了以一种讽刺挖苦的口吻来贬低朱安，似乎是朱安把他的一生钉在了耻辱柱上。

图 | 左三，朱安的婆婆鲁瑞

很多时候，许多人都将朱安不愿识字放足归为她自身不争气的可恨之处，故而给她下了一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结论。但这并不完全正确的，虽然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确实逐渐兴起了放足的舆论，但在内地的绍兴乡野，思想极度闭塞，放足仍旧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实在强人所难。朱家又属于保守家族，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论，允许朱安上学堂读书的希望也渺茫。

这两件事不是登天一般难，但也绝不是鲁迅心想事成般简单。鲁迅自己依然要屈服于包办婚姻的封建压力，何况朱安一介大字不识的弱女流，更加没有那个勇气挑战传统了。

不过，从平等角度出发，为什么鲁迅交代的事，朱安就必须迎合，必须听话照做。不能因为鲁迅读书多，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就必须要求妻子按照他的标准来作出改造，这是赤裸裸的男权表现。既然屈从了这段婚姻，就需要有思想准备。朱安没有与他接受一样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同等的思想觉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想要别人为你而改变都是很难的。放在当下，朱安几乎算得上是完美的贤妻良母模子，她缺少改变的理由。

又或者，反过来问，鲁迅为什么不能为了朱安而改变自己。

作为崇尚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甚至于一位拿笔的君子，面对一位备受封建荼毒的大龄剩女，又签下了如同卖身契的婚约，鲁迅是否应该拿出知识分子的风度。或者借鉴胡适的与妻态度，怜悯包容第一，教化感悟第二。其次，鲁迅留学过海外，应该是了解国情的，在清末他想娶到像许广平这样读过书的新式女子简直异想天开。所以即使他不娶朱安，也会娶到第二个朱安，除非他下定主意打光棍了。

至于朱安呢？有人替她做了一个假设——假如不曾与鲁迅相遇，嫁的是一般男人，她的命运未必不好。最起码，她该会有一个孩子，达成毕生相夫教子的心愿。

记得读书时老师打趣说过一句话，女人嫁猪嫁狗都一样，因为人都会变的，重要是长得帅。虽然是一个开玩笑的笑话，但也包含了哲理，婚姻变数太大，是不可预测的。那就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补偿。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的际遇，朱安不愿改变，就无法拒绝到来的际遇，“哀其不争”的结论注定也是板上钉钉了。

图 | 朱安（左一）和俞家两姐妹

情浅情深言难尽

在民国初期，新旧礼教的交锋曾旋风一般刮起一股“退婚潮。”凡是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观念，不惜与家庭决裂的代价解除旧式婚约，甚至抛弃包办婚姻与糟糠之妻。

这个时候，追赶潮流，主张“离婚”绝对是鲁迅彻底解放的光明大道，但为什么他没有推翻婚事？这个问题，令人不约而同地将他与胡适联系在一起。

胡适说过，“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我并不曾准备作什么牺牲，不过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

之所以参考胡适的话进行推测鲁迅的内心，是因为两人在对待“旧式夫人”的立场上都有一颗“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的同情心。只是胡适的同情较为温暖、开放，而鲁迅的同情则较为内敛、严肃。

回头再看朱安，“离婚”对她来说同样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争议话题。从现实层面上发表意见就没多大意思了，你我都清楚无谋生能力离婚等于死路一条，即使鲁迅负担生活费，朱安也会被邻里的唾沫淹死。

那么在本人主观层面上，朱安对离婚是持什么态度？大可从她在一次宾朋满座的家中，当众下跪所发泄的一番话进行揣摩：

“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纳妾，全凭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老太太活着一天，我服侍她一天，老太太百年以后，我吃斋念佛，决不离开周家……”

“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决不离开周家”，朱安的原则底线已经很清楚了，别说谈离婚，即使离婚，也要离婚不离家，因为她和周老太太是“母女一体”的。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是这样回应朱安那番话的：“中国的旧式的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据周作人等人确认，大家确实都同情朱安。

图 | 朱安（右一）离开绍兴北上前与娘家人合影

不可否认，朱安如自己丈夫所讽刺的那样，将自己摆得很卑微，以自贬身价来博取同情。但鲁迅的话也是从骨子里透出了刻薄，如果朱安不处于一个不幸人生，她会争取同情吗？或者说，难道她就不值得被同情吗？就论生育一事来说，一个无性无爱的女人，竟然被自己的婆婆埋怨生不出孩子，迫得她委屈地哭诉：“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无儿无女，剥夺了一个女人当母亲的权利。没能享受性与获得生育，这对朱安来说，是一个致命荒凉的事实。旧式女性视生孩子为天职、使命，而朱安在这方面却一片空白，她的内疚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也体现了鲁迅是个表里如一的男人，起码他没有说一套做一套。与朱安结婚十多年，他宁愿勒紧裤头，甚至用奇离古怪的办法抑制性欲也不愿解开禁欲的春天。

那么，在道德上，鲁迅是赢了风度还是吃了大亏？当旁观者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本能地先入为主，并且多少凌驾于道德之上来评足论道。所以鲁迅的评价就完全取决于不同时代人的不同的思想观念了。

在旧社会的观念里，不睡，会被天下女人唾骂绝情；在新社会的观念里，睡了，会被天下女人唾骂渣男。前者理由是鲁迅主动“绝育”了朱安，后者则是鲁迅不爱却“玷污”了朱安。到头来，鲁迅的名声就处于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

一任东风吹落叶

俞芳在《我所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回忆：大师母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地道的家乡菜。每当大先生有客人来，她总是以礼相待的，泡茶、烧点心，都很尽心。

这样贤惠的朱安，牺牲小我，关顾大家，却没有等来丝毫转机。这种绝望就像岸上的鱼，最终会死于对一滴水的渴望。

当知道大先生娶了许广平，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朱安口头上鼓励丈夫纳妾，但当这个鼓励成为事实时，她的内心还是充满了落寞。

但有趣的是，这个没文化的姑娘形象地称自己是一只慢吞吞的蜗牛：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也许不是朱安没有力气爬了，而是墙顶上早已没有了等待。

图 | 鲁迅 许广平 周海婴

当得知许广平为周家诞下一子时，朱安终于咽下这个事实，心态也转变得开朗。因为周家终于有后了，她心中的内疚自责减轻了许多。她在信中期许周海婴：“早自努力光大门楣，汝父增色，亦一洗我一生之耻辱也。”（1945年11月27日致海婴）

在朱安的传统思维里，她认为庶子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许广平虽没有名分，但她好像并不买账朱安是原配夫人的名头。大概她认为朱安与鲁迅的结合是旧式婚姻，不作算数，所以她始终称呼朱安为“朱安女士”。但值得肯定的是，许广平十分良心地继承了鲁迅对朱安的赡养义务，在鲁迅死后，许广平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尽力维持朱安的生活。

不过因为战后物价飞涨，加之许广平被铺入狱，鞭长莫及，朱安还是吃了苦头。这就引出了“出售鲁迅藏书”风波一事。

许广平听闻消息，急得立马委托律师在《申报》上发表声明：

“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其实论法律上，朱安才是合法夫人，她有对亡夫遗产的处分权，并不需要许广平承认或同意。但她大概不会真心这么做，因为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记述过两次有人愿意出价购买鲁迅的遗作，朱安都断然拒绝了。

之所以有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实情真是饿急了。上海文化界的人士在西三条鲁迅住处拜访时，见到了朱安的用膳，如此描述：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

这种寒酸伙食，迫得朱安生平第一次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啊！”

衣食无忧一辈子，朱安何曾有过这样落魄之境地，再听听她自己的陈述，就不免心酸：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命中夙愿了无痕

岁月清浅，时光匆匆。如果不是许广平在文章里写道：鲁迅原来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亲家长辈叫她“安姑”。或许没人会知道朱安的真正名字。

鲁迅形容旧婚姻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这笔旧账恰恰正是朱安凄惶人生的写照。

1947年6月29日，她被发现一个人孤独地死去。去世前，她托人转告许广平：灵柩拟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

谁能料到，这么一个简单的遗愿也落空了。她被伶仃地葬在了西直门外的保福寺一处私地，没有墓碑，没有行状，等待世界将她遗忘。

未能为夫奔丧，未能魂守夫旁，因为同一个人，朱安落下了人生两大憾事。

千帆过尽，只留一抹沉香。一个站立于时代边缘的女子，在一座安静落寞的四合院里被人供养了一辈子，耗尽毕生精力，送走了丈夫，送走了婆婆，最后送走了自己。从丈夫口中“母亲的礼物”到她自己口中说出“鲁迅的遗物”，原来她真的只是一件“物品”啊！这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何其莫大的调侃玩弄。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忍泪动容，释然了自己，宽恕了丈夫，无比凄慨地告诉世人：“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图 | 晚年的朱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