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称帝准备，袁世凯称帝过程

袁世凯称帝过程

“袁世凯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革命党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还半信半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流言，实际上是袁世凯为发动帝制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当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师旅长等要人，被召陆续进京觐见。袁垂询政情时常常问：“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各文武官吏除少数吐露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觐见时，还“痛陈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人”。①袁氏不仅未加责备，而且一再赐以贵重衣物。

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北洋将领中辈份最老，进京后，段芝贵等人推他向袁世凯劝进。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①袁世凯喜用权术，有很高的表演才能，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意。

冯国璋本来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入京后不得已而劝进，听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立即转告梁启超。前此，梁启超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于1915年4月请假南下省亲时，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②袁世凯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他由南方回京，与冯国璋一路北上，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他得到袁对冯的讲话后，便认为袁政府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15年7月赶到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①

袁世凯称帝后谁是宰相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1] 、“窃国大盗”[2] ，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3] 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是事件的幕后黑手，袁世凯予以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而宋案凶手武士英则是共进社成员，属国民党阵营。宋教仁案成为历史之谜。1913年7月孙文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二次革命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也开创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袁世凯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在对国民党人的告诫中，袁世凯指出：

袁世凯称帝后的后宫生活是怎样的？

1913年10月6日，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他在北京故宫太和殿正式就职伊始，就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收缴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证书，导致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紧接着便以“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为由，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原定的内阁制为总统制，把总统任期改为10年，而且明确总统任届没有任何限制。两年之后的1915年12月，袁世凯竟然改元洪宪，把总统府改称为新华宫，以此实现袁世凯个人的皇帝之梦。

袁世凯改元当上洪宪皇帝后，虽说已刚刚进入民国时代，但他还是要象封建时代那些帝王们一样，决意先要把他的“三宫六院”、后妃成群的后宫生活安排好，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位洪宪皇帝的“瘾”过足。

早年的袁世凯，在对待女色的问题上还是比较讲究一些操守的。明媒正娶的妻子于氏，长相端庄，知书达理，为人谨慎，与袁世凯相处倒也和谐美满。然而，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特别是成为地位尊崇、权势显赫的大清朝廷高层命官之后，袁世凯对于女色的贪婪也就越来越异常强烈了。

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人老珠黄，早已无性福和谐而言了，而袁世凯本人随着权位的高升则越老越轻狂，对于女色的需求则越发变得难以满足了。这大概就是因为“权力是最有效的春药”的缘故吧！于是，袁世凯甩开膀子在女色问题上越发肆行无忌了。据说，他把一个又一个他看上眼的漂亮女人都弄到了自己的床上，并挑出一些好的直接纳为妾，把不准备留下的花些钱财彻底打发掉。

经过这么一折腾，袁世凯在没当上洪宪皇帝之前就已经妻妾成群了。在他的众多妻妾中，除了正妻于氏为人谨慎、贤慧明理之外，其他的姬妾虽然个个貌美色佳但论层次和素质则普遍较低。比如：二姨太黄氏，与袁世凯同乡，是开豆腐坊的黄家女儿；四姨太柳三儿，原是天津韩家班的名妓；五姨太红红，出身妓院；七姨太范氏，是袁世凯奶妈的女儿；八姨太叶氏，因家道败落后被卖到地主家，后转增给袁世凯为妾；九姨太贵儿，原是别人家的婢女；十二姨太汪氏，和袁世凯同乡，是一个船夫的女儿；十三姨太周氏，杭州西湖上的一位名妓；十五姨太翠媛，是六姨太洪氏的亲侄女，竟是他的晚辈。其中还有三人属于妓女从良。由此看来，袁世凯在“置办”姬妾的问题上，很有一些“饥不择食”的意味。

袁世凯的一妻十五妾，对于中国封建帝王级别的统治者来说也许并不算多；但对于刚刚就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无疑是最耀眼的，也由此招来了一些社会舆论的批评指责。对此，袁世凯并不是很在意，因为他很在意的是，他身为民国大总统一定要比历代大清皇帝还要“性”福几许，除了传统的身体滋补秘方之外，他还享受到了西方传过来的那些秘技，等等，这些都让袁世凯自我感觉十分得意。

袁世凯不顾各方反对登基当上洪宪皇帝后，自我感觉在拥有后宫佳丽方面又大大逊色于大清的历代皇帝，于是不顾当时政局和自己年老体弱，加紧册封并扩充后宫的姬妾队伍，变本加厉地猎取女色。袁世凯册封了众妻妾为皇后、妃、嫔，并着手恢复封建王朝的“三宫六院”制度，同时他还从各姨太太的房内精挑细选了四名使女，预定为后宫 “女官”；他还专门制定了宫中女人轮流值宿制度，规定每个女人轮值一周，轮到谁时就由谁把生活用具搬到袁世凯的卧房里………….

在众多姬妾当中，袁世凯最为喜欢的就是那位被他称为“洪姨太”的六姨太了。这位洪氏是她哥哥洪述祖--曾奉命刺杀宋教仁的刽子手，也是洪述祖向袁世凯实施“性贿赂”的一个工具，她生的“粉装玉雕”，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加上能说会道，聪明伶俐，深得袁世凯的喜爱。

据说，袁世凯对这位洪姨太宠爱有加，不仅让她负责管理自己的“小金库”，而且还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不知不觉步上了商纣王与苏妲己的后尘。袁世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称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这位一心想当皇贵妃的洪姨太“枕边风”的鼓动。

改元洪宪和后宫扩充，加之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抗议，已经把袁世凯弄得精亏神伤孱弱无比。为此，袁世凯每天都要大量服用人参、鹿茸、海狗肾等补药，甚至把人参、鹿茸当饭吃。他还雇佣了两个奶妈，每天喝两个奶妈所挤出的人奶滋养身体。

然而，更糟糕的是，袁世凯因为平时过量的猎取美色，造成肾功能衰竭，继而产生了“尿毒病症”。与此同时，因为袁世凯颠覆共和、强奸民意而引发的国民责骂和各路军阀征讨，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使袁世凯的威信一落千丈。

1916年6月6日，仅仅当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绝望地死去了，时年仅57岁。那些曾经往日里与他“无限枕席风光”的姬妾们，阵阵哀嚎之后，也就恢复了本来的音容笑貌。仅有在袁世凯众姬妾中资格最老，而且性情浑厚的高丽籍大姨太金氏，吞金自尽，甘心殉节，与袁世凯一起下葬。这或许算是对袁世凯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了。

袁世凯称帝原因是什么？

1.个人原因：袁世凯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人，“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一直对皇帝这个位置跃跃欲试，希望建立帝制。

2.社会原因：当时清朝刚灭亡不久，封建帝制的残余思想一直还在社会上作怪，社会上有不少阶层支持帝制，原来的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这时也沦为封建的卫道士。

3.历史原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封建思想深入国人的骨子里，封建残余思想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袁世凯想当皇帝及其能得到很多阶层的支持并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4.军事原因：袁世凯握有重兵，因此使得反对他的人都有所忌惮。

5.外部原因：日本的支持

6.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使得袁世凯的图谋可以一步一步达到成功。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是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北洋军阀领袖。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他的革命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建立了中华帝国，遭到国人反对，多方势力讨伐。1916年3月23日，称帝83天的袁世凯被迫宣告退位。6月6日病逝。我个人认为袁世凯也就是被虚荣蒙蔽加之迷信而做了皇帝，他倒是并没有做什么丧尽天良的坏事，只是让一些人去请愿让自己做皇帝罢了。称帝最大的弊端就是是“逆历史潮流”的妄想恢复封建帝制罢了。

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为什么袁世凯称帝时支持他的是欧美以而非曰本?

这是摘自<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一文中的，只是其中的一段，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日本是深恶痛绝的，但是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的国力很弱，根本没有力量来抵御外敌，如果果断的对侵略者说不！其后果很可能是死更多的人，丢更多的地，陪更多的银子！这就应了那句话，”如果谁贸然的发动战争，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br><br><br>所以应该想袁世凯的做法一样，能拖则拖，能推则堆，通过外交的手段使中国的损失减到最低，是当时最好的方法！换了任何一个人，谁有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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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br>“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⑦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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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br>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⑧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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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br>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br>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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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还有前期袁世凯为了保全中国的附属国-朝鲜,不被日本人吞并的事情,因为朝鲜是侵略中国的踏脚板,要想侵略中国,必定先吞并朝鲜,朝鲜是一块肥肉,西方列强和日本都想吞并,可是当时的清政府自顾不暇,无力出兵保护朝鲜,还是靠袁世凯在朝鲜国内,培养保守派(亲近中国;打击开化派(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他带领为数不多的清军,周旋与美,英,法,俄,德,日等列强中间,还数次粉碎了日本的阴谋,苦苦支撑数年,最后还是日本直接武力干涉,派出军队要强行占领,袁世凯要人无人,没有办法,只得放弃朝鲜.后来日本与清政府就朝鲜的归属问题谈判时,提出要清政府承认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清政府严惩袁世凯,可见从一开始日本人是多么的恨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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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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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澄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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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对其小觑之，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而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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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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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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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参考资料的链接网址,不知道为什么把最后边的 19.html 给舍掉了,直接点点不出来,必须把这个网址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全部复制,粘贴到IE浏览器的地址栏才能显示出全文,给大家带来不便,望见谅!

参考资料： http://bbs9.news.163.com/localhenan/52336,19.html

袁世凯称帝!!!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上报参政

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

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

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

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

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

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

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

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

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

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

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

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

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

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

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

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

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

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

次推戴书。众赞成。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2600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

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

称颂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

烈”。文中说：“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

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

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

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

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

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

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

涉者也。”固请袁世凯称帝。

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

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

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

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

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

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