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袁世凯称帝，拥护他的死党亲信有哪些是手握兵权
袁世凯称帝后谁是宰相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1] 、“窃国大盗”[2] ，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3] 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是事件的幕后黑手，袁世凯予以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而宋案凶手武士英则是共进社成员，属国民党阵营。宋教仁案成为历史之谜。1913年7月孙文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二次革命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也开创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袁世凯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在对国民党人的告诫中，袁世凯指出：袁世凯称帝：都督们谁是“忠臣”，谁是“反臣”
杨度，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等都是支持他称帝的，
蔡锷，冯国璋，李烈钧都是反对他称帝的。其中冯国璋是他很信任的亲信最后却在南京联合五位将军反对更改国体。袁世凯称帝过程
“袁世凯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革命党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还半信半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流言，实际上是袁世凯为发动帝制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当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师旅长等要人，被召陆续进京觐见。袁垂询政情时常常问：“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各文武官吏除少数吐露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觐见时，还“痛陈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人”。①袁氏不仅未加责备，而且一再赐以贵重衣物。 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北洋将领中辈份最老，进京后，段芝贵等人推他向袁世凯劝进。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①袁世凯喜用权术，有很高的表演才能，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意。 冯国璋本来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入京后不得已而劝进，听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立即转告梁启超。前此，梁启超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于1915年4月请假南下省亲时，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②袁世凯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他由南方回京，与冯国璋一路北上，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他得到袁对冯的讲话后，便认为袁政府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15年7月赶到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①袁世凯称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说白了，不为别的，就是被孙中山逼的。想当初，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却无力推翻清朝。后来经与袁世凯密谋，以退位让贤为条件，换取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这才反戈一击，逼得清帝退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事后，孙中山不得不履行承诺，让出了大总统一职，由袁世凯接任。按说，此时二人关系还不算错，完全可以携手合作，共建民国。可是孙中山刚当了几天大总统就下野，心中着实不甘，于是想搞党政，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此来制约袁世凯，如此，孙中山作为国民党党魁，组成一个影子内阁，随时可以接替袁世凯了。这就好比封建时代，袁世凯好比皇帝，孙中山就是太上皇了。
孙中山可以制造舆论，可袁世凯手中有枪。动嘴皮子的斗不过拿枪的，二人的较量自然以袁胜孙败告终，于是“二次革命”，孙中山逃亡日本。虽说袁世凯打败了孙中山，可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为什么呢？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在孙中山任上，若以封建朝代打比方，孙中山就好比开国皇帝，袁世凯只是第二任继任皇帝，可是开国皇帝居然反对其继任者，那么从继任者的角度看，是一种什么感觉？那就好比，开国皇帝反对他所建立的王朝，要推翻他所建立的王朝一样（这是从继任者的角度出发，向民众做出的宣传）。就好象朱允文对百姓说：“朱元璋要推翻明朝”，百姓怎么会相信呢？ 所以，孙中山与袁世凯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舆论就站在了孙中山一边，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中华民国的建立者要推翻中华民国——尽管袁世凯是那么宣传的。 尽管袁世凯获胜了，但他知道，他当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百姓是不赞成的。不是因为他的施政不行——袁世凯治理国家的本事比孙中山强多了，从他在晚清做了那么多实事就可以知道——而是因为人们绝对不会相信中华民国的建立者要推翻中华民国。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推行政治，总不能得到众的信服（尽管他施政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是该考虑换一个头衔了。换什么呢？总不能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联邦，或中华合众国，那对于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来，只是换汤不换药，难不成袁世凯是以中华合众国大总统反对中华民国？若他那么做，人们会更加相信是他背叛了中华民国。 于是，袁世凯只有一条路，改共和为立宪，以皇帝取代大总统。如此，袁世凯才名正言顺，而名正言顺才能事成。如此，袁世凯想不背叛中华民国也不成，想不当皇帝也不成。袁世凯称帝，他还能成为新朝的开创者。若仍然当中华民国大总统，或当中华合众国大总统，他给人的感觉只能是一个“僭主”，一个“伪大总统”，这对于才大志高的袁世凯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袁世凯称帝原因是什么？
1.个人原因：袁世凯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人，“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一直对皇帝这个位置跃跃欲试，希望建立帝制。
2.社会原因：当时清朝刚灭亡不久，封建帝制的残余思想一直还在社会上作怪，社会上有不少阶层支持帝制，原来的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这时也沦为封建的卫道士。3.历史原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封建思想深入国人的骨子里，封建残余思想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袁世凯想当皇帝及其能得到很多阶层的支持并成功与此不无关系。4.军事原因：袁世凯握有重兵，因此使得反对他的人都有所忌惮。5.外部原因：日本的支持6.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使得袁世凯的图谋可以一步一步达到成功。为什么袁世凯称帝时支持他的是欧美以而非曰本?
这是摘自<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一文中的，只是其中的一段，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日本是深恶痛绝的，但是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的国力很弱，根本没有力量来抵御外敌，如果果断的对侵略者说不！其后果很可能是死更多的人，丢更多的地，陪更多的银子！这就应了那句话，”如果谁贸然的发动战争，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br><br><br>所以应该想袁世凯的做法一样，能拖则拖，能推则堆，通过外交的手段使中国的损失减到最低，是当时最好的方法！换了任何一个人，谁有更好的方法！ <br><br><br><br><br><br>“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⑦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br><br><br><br><br><br>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⑧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⑨ <br><br>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br>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br>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br><br>还有前期袁世凯为了保全中国的附属国-朝鲜,不被日本人吞并的事情,因为朝鲜是侵略中国的踏脚板,要想侵略中国,必定先吞并朝鲜,朝鲜是一块肥肉,西方列强和日本都想吞并,可是当时的清政府自顾不暇,无力出兵保护朝鲜,还是靠袁世凯在朝鲜国内,培养保守派(亲近中国;打击开化派(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他带领为数不多的清军,周旋与美,英,法,俄,德,日等列强中间,还数次粉碎了日本的阴谋,苦苦支撑数年,最后还是日本直接武力干涉,派出军队要强行占领,袁世凯要人无人,没有办法,只得放弃朝鲜.后来日本与清政府就朝鲜的归属问题谈判时,提出要清政府承认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清政府严惩袁世凯,可见从一开始日本人是多么的恨袁世凯!<br><br> 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br><br> 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澄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br><br> 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对其小觑之，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而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br><br>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br><br> 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br><br><br>参考资料的链接网址,不知道为什么把最后边的 19.html 给舍掉了,直接点点不出来,必须把这个网址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全部复制,粘贴到IE浏览器的地址栏才能显示出全文,给大家带来不便,望见谅!参考资料： http://bbs9.news.163.com/localhenan/52336,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