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满族起于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虽经历了“成化犁庭”的重创，然在百年之间崛起，趁明季衰颓，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可谓是一个奇迹。

而满族之所以能入主中原，除了入关时机得当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其独特的社会风貌和民族习俗有关，这些风貌及习俗主要体现在经济、阶级关系、军事、政治等层面。

如果我们从这四个角度出发去探究满族的民族基因，那么就能发现满族能取得天下绝非偶然。

一、满族的经济在明朝中后期得到长足发展，有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基础

受其生存环境的影响，满族是一个渔猎民族，采集和狩猎是满族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到，当时满族的主要土特产品有明珠、人参以及黑狐、虎、豹、水獭等动物的皮制品，满族人经常用这些特产向明朝和朝鲜换取生活用品。

而明政府为了方便与满族人进行贸易，每年都会给满族贵族总计五百道敕书作为交易凭证，所以大宗的贸易掌握在满洲贵族的手中，这就为他们扩充武备提供了经济来源。

同时，明末时，满族当中也出现了专门的商人往来于明朝和朝鲜之间进行贸易，他们被称之为“商胡”。

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族的手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史载：“银、铁、革、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

从上面的记载来看，满族的冶铁业是其民族的支柱产业，因为不仅在经济生产上需要大量的铁制农具，而且伴随着入关战争的需要，铁制兵器的需求量尤为庞大。

所以努尔哈赤十分重视冶铁业，对铁匠的待遇也是十分的优渥。

在农业方面，满族也有了长足发展，这是随着冶铁业发展的结果。

如在万历四十七年，朝鲜一个使臣路过满族的一个部落时，这样描述他所见的景象：“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从这些话中就可以看出，满族的农业生产的技术已与当时的农业民族无异。

在纺织业方面，满族的发展则是比较落后，他们的布料产品大多仰赖于明朝和朝鲜的供给，史籍记载：“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唐人为也。”

二、阶级的分化使得满族人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

满族社会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除了森林和荒地是属于公共所有之外，土地、牲畜、生产工具等都是由奴隶主所有，并役使着奴隶为其劳动生产。

当时的满族社会主要划分为奴隶主、自由民、奴隶三类人。

奴隶主阶级主要是贝勒、功臣、额真还有其他势力归附的将领等。

贝勒在汉语里面就是王的意思。

他们便是大汗的亲属，其中的八固山贝勒便是八旗旗主，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他们与大汗共商国是，在战争中抢到的财富便由这八家平分。

功臣则是努尔哈赤创业初期与其南征北战的将领，比如费英东、何和里等便是努尔哈赤手下的大将，努尔哈赤根据他们各自的功勋，赐予他们土地财富与人口。

额真便是各级的长官，同样依据功绩得到大汗的赏赐，同时归降的将领比如明朝的洪承畴，也会根据不同的级别和功绩得到赏赐。

奴隶主阶级不参与生产，他们通常占有大量的资源，并通过对自由民和奴隶的剥削以及发动对外战争为生。

自由民是贵族的部属、臣下。

战时跟随八旗军协同作战，平时则要承担耕种，制盐，运送物资的劳役。

但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奴隶和农庄，并且在作战时可以得到赏赐，待遇的不同，于是就出现了阶级的分化。

有的人可以上升为奴隶主，有的便只能沦为奴隶。自由人为了成为奴隶主会奋勇杀敌，以求赏赐。

而奴隶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与满族统治者绑在一起，这就在满族内部形成了一股强大凝聚力。

这些凝聚力最后演变为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也是“女真满万，则不可敌”的说法来源之一。

在满族中担任生产任务最为繁重的便是奴隶。

奴隶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战争中的俘虏，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部落百姓只要被俘，都被赏赐给贵族和平民作为奴隶。

如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攻破了抚顺后“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

奴隶的第二个来源便是上一代奴隶的子女，他们的后代也是奴隶，第三个来源便是自由民因犯罪，或欠债沦为了奴隶。

奴隶的地位低下，毫无人生自由，也没有自己的土地、生产工具。

他们可以被主人随意打骂，杀害，甚至当成商品赠送或出售。

那些企图逃跑的奴隶会被残杀，直这项制度到康、雍、乾时期才被废除。

三、八旗制度的创立使得满族铁骑不可敌

满族人在明末入关战争中一直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其八旗兵更是令汉族士兵闻风丧胆。

八旗制度最早由努尔哈赤建立，它是一种军民合一的特殊组织，它既统领军队，也统治民众，既是军事组织，也是行政组织。

但八旗制度并非自努尔哈赤时期才有，它的雏形源于女真部落的狩猎生产组织。

据《满洲实录》记载，当满族人进行狩猎活动时，每十个人便选出一位牛录额真作为首领，牛录是大箭的意思。

努尔哈赤

后来随着满洲人口的繁衍，牛录额真所统领的人口也逐渐增多，这也使得牛录额真也从习俗演变为了官职。

在努尔哈赤统一各女真部落后，在牛录之上又有打造了固山的建制。固山，便是旗的意思。

努尔哈赤最早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于是在原来四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总共便是八旗。

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就有记载八旗军的编制：“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额真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

以此推算，每一个固山，也就是一旗拥有部众七千五百人，总计是六万。

努尔哈赤为八旗最高首领，八旗军便是努尔哈赤进行入关作战的主要军事力量。

这种八旗制度适应了满族部落的社会实际情况。

如编入八旗的人口便是旗人，在战争中抢掠的土地、人口、财富都由八旗平分。

各级军事长官在和平时代承担管理民众的职责，民众则出则作战，备则生产。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将先前松散分裂的各女真部落联结在了一起，既保证了物资生产的供应，还为作战提供了军事基础。

八旗制度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满族人征服的地区和人口越来越多，其在崇祯八年增设了蒙古八旗，在崇祯十五年增设了汉军八旗。

这样，八旗制度中一共有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将他们称之为八旗。

四、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政体保证满族权力的平稳过渡

随着努尔哈赤对满洲的统一和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享有的土地财富也越来越多，他的亲属的权力也日益膨胀，并且对他的地位产生了威胁。

最先对努尔哈赤地位造成威胁的，便是他的弟弟舒尔哈齐。

舒尔哈齐英勇善战，从征有功，努尔哈赤曾赏赐他“达尔汉巴图鲁”的称号，意为勇士。

可他的野心不小，曾在朝鲜的使臣面前口出狂言“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

这句话表明了他想和努尔哈赤平起平坐的野心。

强势的努尔哈赤肯定不容许有人挑战他的地位。

于是在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以舒尔哈齐作战不利剥夺了他的兵权。

在万历三十七年又剥夺了舒尔哈齐的财产和奴仆，万历三十九年舒尔哈齐不明不白地死去。

同时，不仅是努尔哈赤的兄弟，他的儿子也觊觎着大汗的宝座。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作战有功，努尔哈赤有意让他接替自己，于是便让褚英统领国政。

但褚英太过急切地想要获得汗位，于是执政之后大力削夺四大贝勒和其他大臣的权力，意图架空努尔哈赤。

于是四个贝勒联合五位大臣将褚英的罪状上告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处死褚英。

可褚英一死，汗位争夺的斗争却愈加地剧烈。

代善

努尔哈赤有意让战功最高的代善接替汗位，可代善与大福晋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这让努尔哈赤难以容忍，最后疏远了代善。

两次选储失败的教训让努尔哈赤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后事，那么在自己死后的满族内部很可能因自相残杀而导致分裂，他一生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于是，他痛定思痛，决定政治改革，开创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

这一体制，将原先的最高权力出自大汗，改为出自八和硕贝勒组成的贵族会议，这种制度的实行与前文所说的八旗制度密切相关。

因为八旗中的每一旗便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集团，八旗的旗主是本旗最高的财富拥有者和军事统帅。

由于除了努尔哈赤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旗主有能力和威望来统治其他七旗。

努尔哈赤采取这种折中的方式，赋予八旗旗主与其本旗实力相匹配的权力，组成共议国政的制度主体，以此来维护家族对以国家的统治。

共议国政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八位贝勒共议军国大事。

努尔哈赤认为“一人纵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所以将决策权分给了八位贝勒。

这样新汗必须得到至少其他四位贝勒的同意才能下达政令，限制了新汗的独断专行。

二、便是努尔哈赤最操心的问题，那便是新汗的推举。

努尔哈赤强调，在他死后必须由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出一位新汗，这位新汗的地位也并非不可改变“若不能受谏，所行非善，更择善者立焉。”

三、是禁私议，杜奸谋。

为防止新汗拉拢部分贝勒，努尔哈赤禁止新汗和八和硕贝勒之间私下交往，凡事必须通过会议商量。

努尔哈赤的这一改革主要是为了平衡贝勒之间不均衡的权力，并且希望能够平稳地选出合适的接班人。

皇太极

于是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皇太极接任大汗之位，发动入关战争，利用吴三桂长驱直入，最终击败了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朝廷获得了天下。

但努尔哈赤的这一八和硕贝勒议政制度只是一个暂时的举措，不久后便失去了的作用。

结语

大力发展的商业和奴隶制下的农业为满族人提供了经济基础，冶铁业和八旗制度为满族人提供了物质基础，八和硕议政则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并凝聚了最大的向心力。

通过对满族入关前社会各方面的一览，就能得知满族能入主中原奠定近三百年的基业绝非偶然，而是与其自身的不断发展革新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