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靡一时的“月旦评”

东汉时期，政府选拔官吏主要依靠举察制和征辟制。举察，就是各郡国长官在自己辖区内，推荐德才兼备的人为茂才（秀才）、孝廉，供地方或中央政府备用。征辟，范围则较为广泛，上至三公，下至郡守，都可以自辟幕僚，这些幕僚的一大来源就是举察制举出来的茂才和孝廉。同先秦时代“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相比，举察制和征辟制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作为举察、征辟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士人阶层兴起，成为一股足以影响汉庭的力量。治国当用读书人，读书人依靠经史学问入仕，就成为了士人。而一个家族世代研究经史学问，世代出仕做官，于是就形成了士族。到了汉末，士族已经实力雄厚，甚至出现了弘农杨氏（杨修的家族）、汝南袁氏（袁绍的家族）这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天下的大家族。

但同样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士族还没有强大到如后世东晋时期能够开展门阀政治的地步。其实从东汉、三国一直到西晋，士族作为帝国的高级白领，都是依附皇权的存在，两次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掌控朝政的是代表着皇权的外戚和宦官。这引起了士族的强烈不满，士族开始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反对宦官、外戚专权，向朝政施压。后来外戚大将军窦武本身即为名士，自然心向士人，于是士族转而联合外戚，共同对付宦官，抨击朝政。士族自认为品德高尚，号为君子，当时就有“三君”、“八俊”、“八顾”这样的称呼。

士人

然而，士族迎来的是宦官以及宦官背后的皇帝的残酷打压。桓、灵二帝时期，两次“党锢之祸”，将大批士人革职流放，甚至永不录用。但是，返回乡里的士人，却以另一种方式开始对帝国实施影响。士人认为，举察、征辟已经沦为宦官、外戚任用自己党羽的工具，失去了公正与公平。选拔出来的所谓“茂才”、“孝廉”，都是一群攀附宦官、外戚权贵之人，而无真才实学。因此，经过士人在乡里的大肆宣传，“茂才”、“孝廉”眼瞅着就要贬值了。当时的民谣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举秀才（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而这些被“党锢”的士人，在乡里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清议”，即清流名士对一个人的评价议论。士人自认为是清流、名士，要与宦官、外戚这些将朝政败坏的浊流区别开来。因此，一个人是不是德才兼备，要他们这些清流名士来品评，而不是那些浊流郡守来选拔。于是，“清议”就在东汉帝国境内遍地开花，轰轰烈烈的开展。黄巾起义后，汉灵帝喊怕士族和起义军联合起来，因此解除“党锢”，士人再次回到了帝国舞台。

这时候，士人掌握笔杆子的威力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清议”虽然只是一种民间行为，但是却严重影响到了政府的选人用人。由于士人掌控了舆论导向，各地郡守为了维持“茂才”、“孝廉”的好名声，同时也为了自身在士人之间的好名声，开始大量举察征辟获得“清议”好评的人。一个士人，一旦在“清议”上获得好评，立刻就会身价倍增，平步青云。反之则举步艰难，步步掣肘。这是民间评价同官方选拔官吏的一次合流，这就使得“清议”这种民间行为愈发被看中，风靡一时。

而在许许多多清议中，最被人看中的，就是汝南郡许邵、许靖兄弟的“月旦评”。

月旦评

豫州的汝南郡和颍川郡，是汉末大郡，人口众多，民众殷实，故而文化发达，也是清议最为流行的地区。当时颍川郡有“颍川四长”，即陈寔（陈群的爷爷）、钟皓（钟繇的爷爷，钟会的太爷爷）、荀淑（荀彧的爷爷）、韩韶。而汝南郡，则是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的大本营。虽然后来颍川士族集体投靠曹操，有了从龙之功、荣耀于后世魏晋，而汝南士族的最大代表袁绍、袁术兄弟又被肉体毁灭，导致汝南士族集体衰落，但是在汉末桓灵之时，汝南士族却是力压颍川士族的存在。因此，汝南郡许氏兄弟的“月旦评”才会有如此影响力。

为什么叫“月旦评”呢？因为许邵、许靖兄弟在每月的初一主持评议，主要根据过去一个月发生的大事件和人物事迹，对士人进行品评，故曰“月旦评”。当时被评议的人很多，士人以得许邵一字评价为荣，连后来的魏武帝曹操也未能免俗。当时尚无显名的曹操慕名而来，并且置办厚礼请许邵为他评议。但曹操是士人最为鄙视的宦官之后，在许邵心中，这种浊流有什么资格上月旦评？于是加以拒绝。曹操怎肯善罢甘休，遂使了些手段胁迫许邵，逼着许邵评议自己。许邵无奈，来了句“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了后，乐呵呵的走了。这件事记载在正史后汉书中，野史《异同杂语》也记载了此事，只不过评语变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月旦评的评语，不光有评价之意，还有一定的预言功能。

二、著名评论家，清流君子：许邵

那么，主持月旦评的许邵、许靖兄弟，究竟何许人也呢？首先，来说说许邵。许邵这个人，确实是一位“清流君子”。

许邵，初期著名的汝南许氏家族，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喜欢品评人物。当时著名评论家中，太原郭泰和汝南许邵齐名，并称“许郭”。要知道，那个年代，你品评人物的前提是，自身也要道品德高尚，富有才华，经得起悠悠之口。从后来许邵主持的月旦评受到如此欢迎和认可就能看出，许邵自身行的正，走的直。汝南郡太守徐璆很敬重他，征辟他为郡功曹。功曹，主管业绩考核，是一个郡之中最重要的佐吏。东汉时期，一个郡其他官吏可能会出身寒族，但是功曹一职，大多被本地大士族垄断。许邵出任功曹后，郡中大小官吏全部谨言慎行，汝南郡风气为之一变。袁绍，身为汝南第一家族、四世三公袁氏之后，备受士人尊崇。一次，袁绍自濮阳令任上回乡，车马随从众多，但是进入汝南境内后，却主动遣散宾客，只乘一辆马车回家。众人不解，袁绍说道：“我这样大张旗鼓，被许邵看见了该这么评价我呢？”可见许功曹的一句评语，就足以改变一个人在舆论上的形象。也正是如此，士人才如此忌惮许邵，约束自身，修行自身操守。

许邵

许邵虽然久负盛名，但是却不贪恋官位，始终在汝南郡当功曹，也不攀附权贵。汝南士人曾结伴去颍川做文化交流，所有人都去拜望名士陈寔，唯有许邵不去。后来，出自汝南、位列三公的陈蕃丧妻，回乡安葬。汝南郡名人全部出动，去巴结陈蕃，唯独许邵不去。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太丘（陈寔）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性峻，峻则少通。”许邵连给自己找借口，都是在品评人物。这是一个将评论作为事业的人。

都说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其实汝南许氏也很厉害，三世三公。许邵的叔祖父许敬、叔父许训以及从弟许相皆位列三公。但是，许相能够显达，却是靠的士人最为引以为耻的一种方式：投靠宦官。因此，许邵也耻于有这样一位亲戚。许相多次派人去请许邵出任自己的幕僚，许邵却避而不见。后来，四世三公、出自弘农杨氏的司空杨彪征辟许邵，许邵也拒绝了。许邵看到天下终将大乱，于是举家搬迁，离开了汝南郡。

许邵首先到达了徐州，获得了徐州牧陶谦的热情招待。众人都劝许邵留下，许邵却对陶谦品评到：“陶恭祖外慕声明，内非真正。”他看出陶谦重视自己只是为了养名，而非真正重视自己，于是南下扬州，投靠了扬州刺史刘繇。后来，小霸王孙策席卷江东，许邵对刘繇不离不弃，难逃豫章后，在豫章郡终老。

三、百无一用的政治花瓶：许靖

所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许邵、许靖这对堂兄弟，虽然同样因为喜好评论而闻名于世，但无论从品德、还是在为人处世之风上，许靖都远不如其堂弟许邵。二人虽一同主持月旦评，但是私下关系却并不好。许邵当上郡功曹后，一度故意不举察许靖。是因为许邵大公无私，举贤避亲吗？并不是，许邵淡泊名利，但是许靖却是个官迷，许邵是发自内心的看不上许靖。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对堂兄弟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许邵鄙视堂弟许相巴结宦官，不跟他来往。有机会结交名士陈寔、三公陈蕃，却敬而远之。受到太尉杨彪征辟，也不应召，甘愿在地方为功曹。而许靖，被举为孝廉后（颍川刘翊担任汝南太守后举察了许靖），立刻离开汝南，去中央做尚书郎。为了能够进一步显达，曾经以月旦评闻名于世、自诩清流的许靖，竟去党附西凉军阀董卓。许靖也因此获得了巴郡太守、御史中丞的两千石高位，同董卓党羽吏部尚书周毖一起负责推荐提拔官员。

许靖

结果许靖、周毖提拔的官员，如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等人，成了反董卓的急先锋。董卓一气之下杀死了周毖，许靖害怕，于是开启流亡生涯，投奔豫州刺史孔伷。孔伷死后，又投奔了扬州刺史陈祎（此扬州刺史是袁术表奏的刺史，当时令出多门，同一州郡往往有多个刺史、太守）。陈祎失败后，许靖又先后投奔吴郡太守许贡、会稽太守王朗。

东汉士人，常常同征辟自己的长官有“主从之谊”，视自己的长官为主公，即“二元君主观”。所以，在孙策席卷江东之时，许邵视扬州刺史刘繇为主，一路追随，最终死在豫章郡。而多次改换门庭的许靖，却在孙策大兵压境之时，毅然决然抛弃王朗，再次出逃到交州，投奔交趾太守士燮。许靖在交州，不断给已经出任许都朝廷尚书令的颍川名士荀彧写信，又写信给曹操，对他为政之道提出意见。许靖摆出了一副流亡士人却心记家国的形象，因此再次获得了好名声，获得了益州牧刘璋的征召，成为巴郡太守。

结果，当建安十九年，刘备大军包围成都之时，许靖却不顾与刘璋的主从之谊，企图翻越城墙投奔刘备，又被刘璋发现了。幸亏当时成都被围多日，刘璋没心情砍人，否则许靖可能就此命丧成都了。也许这就是许邵当年不举察许靖的原因吧，许邵是把自己这位堂兄看透了。夺取益州后，上至刘备，下至法正、诸葛亮，内心都十分鄙夷许靖。但是，当时益州初定，许靖这种名士是稀罕物，于是法正劝刘备把许靖当政治吉祥物养起来，装点门面：

《三国志 法正传》：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不得不佩服法正看人之准，“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形容许靖，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刘备接受了法正的建议，在称汉中王后，将许靖拜为太傅，连诸葛亮见到许靖都得下拜。刘备称帝后，许靖官拜三公之一的司徒。然而，许靖在蜀汉毫无实权，继续干着自己的老本行，举荐人才。闲来无事，身为蜀汉三公的许靖还经常与旧友，身为曹魏三公的王朗、华歆通信，共叙旧日友谊。两个敌对国家的三公经常互通信件，也许只有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做到把。

四、乱世安能辨浊清

介绍完了月旦评以及许氏兄弟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乱世，真的能靠“月旦评”这种清议，分辨一个人的“浊清”吗？显然不能。

首先可以看到，月旦评这种民间品评行为，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品评人物的自身操守，没法得到保证。许氏兄弟两人同样声名显赫，共同主持月旦评，许邵其人就是君子，而许靖则更像是个伪君子。月旦评这种活动，评出来的所谓清、浊，只是品评者从自身角度考虑得出的结论，掺杂了太多的个人好恶。许邵这种公认的君子，后来也受到曹魏名臣蒋济的质疑，认为许邵品评人物是根据个人好恶。

其次，这种民间私自品评行为，导致汉末士人开始越发不重视真才实学，而将精力都投入到了交友、养名上，“月旦评”逐渐沦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可以看到，“月旦评”在民间是多么受推崇，许邵、许靖兄弟为谁点赞，谁就会声名鹊起。甚至于形成了“月旦榜”，这种公然的排行榜。许邵曾评价汝南人樊子昭为“汝南第三士也”，士人之间也要分出高低。相信《琅琊榜》之类的小说，一定是受到了“月旦榜”之类的启发。而后来的吴国大将军诸葛恪更是在《与丞相陆逊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汉末很多的问题，都来自于士人的“谤讪”，正是因为有许多类似许邵这种人，利用自身影响力对人刻意品评，造成了别有用心之人特意的去“养名”、造舆论，炒作自己，为的只是榜上有名，飞黄腾达。东晋葛洪更认为，“月旦评”是士人结党营私的表现。本来汉末士人圈子就已经愈发狭窄，逐渐出现“举贤唯亲”的情况，而“月旦评”无疑更是加重了这种现象。

《与丞相陆逊书》：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

最后，就是月旦评评价一个人过于草率，在月旦评上获得好评的人不一定有真才实学。蜀汉丞相诸葛亮曾认为，许邵虽然有识人之明，“月旦评”也可以评价一个人，但是却不能培养一个人。“月旦评”要求一个人过于完美，然而乱世用人，当用长处，一个人有没有才能，有哪方面的才能，怎么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评价就给定性的呢？而在晋代，祖纳（名将祖逖的哥哥）则认为，月旦评评价一个人过于草率。古书《尚书》中规定，考核一个人的业绩要三年时间，而月旦评，一个月就品评一个人物，怎么可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一面呢？而实际上，月旦评也确实有此问题，许邵给予好评的人物，虽然道德品质一般都过关，却大多碌碌无为，无济世之才，比如那位“汝南第三士”樊子昭，最后就没什么成就，不显于史书。

诸葛亮：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

所以，“月旦评”只是在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特定的士人之间的“点赞”活动。乱世之中，需大浪淘沙，区区一个“月旦评”，安能辨天下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