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节选翻译，帮忙翻译古文 是《贞观政要》的节选部分

帮忙翻译古文 是《贞观政要》的节选部分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有一次被太宗召见。长孙无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了东上阁门。等他出了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这个情况。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论罪，以监门校尉没有发觉，当判死罪，长孙无忌误带刀入阁门，判处徒刑二年，并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这样处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监门校尉没有觉察，长孙无忌带刀入内，同样是疏忽造成的失误。可是臣子对于皇上，是不能强调什么失误的。依照法律所说：‘供皇上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发生错误不依照章程行事的，都处以死刑。’陛下如果念其功高，那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裁决的了；如果依据法律，罚铜不合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而是天下人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搅乱法律呢?”于是太宗下令重新论二人之罪。封德彝坚持当初的处置意见，太宗打算同意他的意见，戴胄又上奏驳道：“监门校尉是因为无忌才获罪的，从法律上将应当从轻，如果讲到两个人的过失，那么情节轻重是一样的。可是现在这两个人一生一死，相差那么悬殊，因此我才坚决请求陛下重新考虑。”太宗于是赦免了

　　校尉的死罪。

　　这时候，朝廷大兴选拔举荐人才。有的人伪造官阶资历，太宗命令他们自首，如不自首，判处死刑。不久，有个伪造官阶资历的人事情败露了，戴胄依法判处其流放到边远地区，并把办案情况上报了太宗。太宗说：“我当初下令，不自首的人判处死罪，现在你判案不是依照我的敕令而是依照法律，这是告诉天下人我讲话不讲信用啊。”戴胄说：“陛下如果当时就杀掉他，这就不是我的职权所能干预的了，可是既然把此案交付给司法部门，我就不敢破坏法律。”太宗说：“你自然是恪守法律了，可是就让我失信于天下之人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最大的信用的，您的话只是抒发了一时的喜怒之情罢了!陛下一时发怒而许诺杀掉他，知道不能这么做之后，就依法处置他，这是克制小的愤怒而留存大的信用，我私下里为陛下珍惜这种美德。”太宗况：“我在法律上有失误之处，您能纠正我，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贞观政要翻译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当皇帝的道路，必须先存在百姓。若折磨百姓，而用在自身，就好象割掉屁股不断喝水，肚子饱了而人却死了。若安天下，必须先端正自己，自己都行不正影子当然也会弯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西想伤还自己身体的不是外物，都是嗜欲变成祸害。若沉迷于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有的欲又很多，所的损害也大，既妨碍政事，又扰乱生民。而且又会出来一个没有理的（皇帝）之类的言论，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开背叛也会兴盛起来。朕每次想到这儿，就不敢纵逸。”

贞观政要 翻译全文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知道后，一定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贞观政要》部分翻译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贞观政要 贪鄙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贪鄙》吴兢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③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人们手中有一颗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如果拿去弹射鸟雀，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珍贵，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立即直接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怎么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无限度地征用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犯有其中一件事，岂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也是很可笑的。”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财物。像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高官厚禄，一年所得的财物，数目非常大。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数目不过几万。然而，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爱惜钱财呢？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进献的鱼，因此他得以长期享受鱼的美味。国君贪婪，必定亡国，臣子贪婪，必定丧命。《诗经》上写道：‘大风刮得迅猛，贪心的人败坏家族。’所言不虚啊！过去，秦惠王要攻打蜀国，但不熟悉蜀国的道路，于是，他叫人刻了五斗石牛，并把金子放在石头身后。蜀国人看见了，以为石牛可以屙金子。蜀王便叫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到蜀国去，由秦入蜀的道路就这样开辟出来了。于是，秦国大军尾随而至，灭掉了蜀国。汉代，大司农田延年接受贿赂三千万，事发他自杀身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现在以蜀王为警戒，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原文：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今自负出以耻之。

译文：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原文：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子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译文：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善事。国家增加数百万的收益，又有什么用呢？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赢得了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唯恐树木不高，所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唯恐水不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然而能被人们所捕获的，都是因为贪饵的缘故。’现在大臣受任命，居高位，食厚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能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啊！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评析：

贪欲，乃是罪恶的源泉。帝王贪得无厌，就会劳役无度，信任奸臣，疏远忠良。太宗能够克制自身的贪欲，并以此警戒群臣，在处置权万纪、陈万福等贪官时，体现出了反对贪鄙的精神。

贞观政要 君道 翻译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决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演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征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到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族怎么办，詹何说： "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

《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因此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更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竟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又慎才是。”

许多国君，秉承上天的使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谨慎行事而且德行显著，而大功告成之后，德行就开始衰减。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中，必然竭尽诚意来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当竭尽诚意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疏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里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谨慎。用腐朽的绳索去驾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唐太宗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徵说：

我看到你屡次上书，实在非常忠诚。你的言论很切合实际，我翻阅时竟然忘记了疲倦，常常直到深夜。不是你关心国家的感情深厚，重大义而开导我，怎能将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给我看，补救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再留心治国。晋朝丞相何曾在一次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上朝见主上，他都不商讨治国的长远之策，只是说些平常话，这不是能把江山遗留给子孙的人，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又指着他的所有孙子说“：这一辈人一定遇到乱世而死。”到何曾之孙何绥，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滥用刑法杀死。前人写的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我看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不忠于他的国君，罪恶是很大的。做为人臣，上朝时应考虑为国尽忠，退朝后应考虑修身补过。国君有美政要顺势助成，国君有过失要匡正补救，这是君臣同心治国的方法。

何曾官位高至丞相，地位高而名望重，应该直言不讳、严正劝谏，论述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如今退朝后才发出那番议论，在朝廷上却没直言劝谏，把这样的人当做明智者来赞美，不是很荒谬吗？国家危急而不扶助，怎能用这样的人当丞相？你所陈述的意见，使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我将它放在几案上，就像西门豹身佩软皮、董安于佩戴强弓那样，随时警戒自己。必定可望在这方面及时弥补，收到效果。

我以年终为期，不让“康哉良哉”这样的歌只在虞舜的时候盛行。君臣之间如鱼得水的关系，终于明显地出现在今天。回答你的善言虽然迟缓，但希望你仍然不怕冒犯，毫不隐晦地直言得失。我将虚怀若谷，安定心志，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保持已经取得的政权是困难还是容易？”侍中魏徵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臣下的意见，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徵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采纳意见。等到安定快乐的时候，就松驰懈怠下来。对陈奏事情的人，只准他们战战兢兢、谨慎畏惧地说话，照此下去，国势就会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落，因此走到危亡的境地。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