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权到皇权，江东子弟孙权的逆袭之路

三国之中，孙吴的立国过程最为曲折，经历了从王权到皇权两个阶段，于内受制于江东化进程，于外则受制于与魏、蜀的关系。起初，孙权决意立国江东却不为江东大族所归心。不得已之下，只得利用汉魏禅让的时机，通过曹魏的策命来建构吴王王权；夷陵之战大败蜀汉，外部压力得以缓解，与此同时与江东大族的关系也进入到顺畅期，孙权于黄龙元年即皇帝位。

起初，孙权决意立国江东却不为江东大族所归心。不得已之下，只得利用汉魏禅让的时机，通过曹魏的策命来建构吴王王权；后期，随着与曹魏交恶后，孙权改年号为黄武，否定曹魏正统性，同时与江东大族的关系也进入到顺畅期。这是自皇帝制度建立以来江东首次成为京畿所在地。六朝立国江东的政治统绪亦由此而形成。

三国之中，孙吴的立国过程最为曲折，经历了建构吴王王权与建构皇权两个阶段。较之于魏、蜀，孙吴缺乏正统性资源，内部人心不附——立国江东却不为江东大族所归心。不得已之下，孙权才谋求利用汉魏禅让的时机，通过曹魏的策命来建构吴王王权。这一策略主要是针对孙权治下的内部问题，但却授予曹魏干预内政的权柄。黄初二年至三年间(221—222)，围绕着吴王太子入质的问题，魏、吴双方反复交涉。为了维系孙吴王权的独立性，孙权发扬孙氏延请宾客的政治传统，为东宫“选置师傅，铨简秀士”，试图通过招贤纳才的政策，将“宾延四远”、“异国闻声”的舆论支持转化为立国的正当性。

孙权称吴王后，让江东子弟大量出任三署郎，并以吴姓士族领袖张温出任太子太傅，试图扩大王权的统治基础。然而，吴王府的任职者与东宫宾客仍以流寓士人为主体，这反映了孙权初建王权时的主要依赖力量。

黄初三年(222)与曹魏交恶后，孙权改年号为黄武，否定曹魏正统性。黄武五年(226)曹丕死，孙吴承受的外部压力减轻，同时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也进入到顺畅期。在内外形势好转的情形下，孙权于黄龙元年(229)称帝，并随即迁都建业。这是自皇帝制度建立以来江东首次成为京畿所在地。六朝立国江东的政治统绪亦由此而形成。迁都造成了武昌、建业双中心的政治地理格局。为了控制西境，孙权让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并再一次扩大东宫宾客群体，在诸多方面已近于天子之制。孙权对皇权的这一分割，针对的是以陆逊为代表的实权派官僚，可以看作是孙吴皇权为了自我维护而进行的技术性分割。

然而，皇权的分割导致太子成为皇帝之外的另一政治权威。为了维护皇权的一元性，孙权转而压制太子，通过另宠皇子来动摇太子之位，任用中书典校事吕壹打击与太子关系密切的大臣，并波及到太子曾留守的西境地区。孙权的皇权独尊成为嘉禾年间(232—237)的主题，导致孙吴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更为重要的是，孙权以皇子牵制太子的权术路径，动摇了皇权自我延续的根基。孙权晚年孙和、孙霸间的“二宫构争”，孙权死后的权臣专政、嗣主孙亮被废，均根源于孙权的皇权建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