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1946年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然后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他的儿子秦刚、秦铁,女儿秦摩亚、秦新华生活都挺好的,一直为祖国发展作贡献,而且很长寿。
王明叛逃苏联,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他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加入了苏联国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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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王明错误相同结局不同的原因: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原因是:
1、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
2、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
3、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
从王明与博古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认真学习理论,但不能搞教条主义。二是犯了错误不要紧,但不能坚持错误不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明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博古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
1、王明(1904甲辰年~1974年3月27日),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
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56年叛逃到苏联,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离世。
2、博古(1907年5月14日-1946年4月8日),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无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博古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推行过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后期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全党普及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等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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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中心崇宁路上,原为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故居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放眼望去,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江南民居。
秦邦宪故居2002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2003年启动故居修复,2004年底竣工,总投资1100万元。杨尚昆题写了“秦邦宪故居”匾额,薄一波题写了《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博古
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后而推行的一整套不切合当时实际的错误路线。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由过去的“左”倾冒险主义转为右倾投降主义。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反对党的洛川会议和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对党的正确路线。
也就是说王明在国共对峙时期是左倾,抗战时期是右倾。博古李德:博古李德是王明委派来的。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谢谢。
博古,原名秦邦宪,他去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按照学校的规定,每一个入学的留学生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的俄文名字为bOГYHOB,译为中文就是‘博古诺夫’。回到中国后,参加革命活动,要隐姓埋名,于是就用俄文名字的前两个音作为化名使用。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他在家乡金寨组织革命活动,为反动当局追捕,他的姨父王老四帮助他逃脱,还给了他盘缠。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便于开展革命活动,陈绍禹遂随姨夫姓,改姓姓“王”,改名为“明”。王明从此成了他的姓名,比他的原名叫得更加响亮,更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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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人物经历
博古(此名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古在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1939年1月7日,博古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1年后,博古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
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博古
历史老师告诉你
首先有一个谬误王明,博古后没有张闻天。张闻天不是错误路线代表。王明、博古以及洋顾问李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代表人物。遭至长征的被迫进行以及长征初期的重大挫折。高岗1954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后自杀。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欲图分裂党分裂红军,自食其果。长征结束后公开叛变革命。
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在东德逝世,终年73岁。
博古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13人因紧急公务,冒恶劣天气自重庆飞返延安,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他与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被称为“4·8烈士”。
李德:
博古(1907年5月14日-1946年4月8日),原名秦邦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参考资料:博古 百度百科
参考资料:李德 百度百科
没有,是指出。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会议决定的内容: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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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时间: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
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
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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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责任人是博古、周恩来、李德(奥托.布劳恩,1900—1974),当时被称为“三人团”,按西方习惯称之为“三驾马车”。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面对一嫩、一软俩搭档,他成了军事指挥“一把手”。战略上“碉堡对碉堡”,战术上“短促突击”,都出自李德。博古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只不过是首创个新短语,他不懂军事,对李德言听计从。周恩来带领南昌起义军队在广东溃败后受到处分,早没了对张国焘拍桌子的锐气。“三人团”商量事情极其诡秘,没有文字记录,外人只有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场。哪些责任要周恩来负,至今并不清楚,但按三人分工,他是军事最高负责人。博古是政治方面,李德是军事方面,王明当时在莫斯科指挥国内战斗,有苏共支持,所以大量的党员,干部支持王明。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 “围剿”失败;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利。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