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除了精通指挥还精通什么,周瑜精通指挥,还精通什么

作者：白坚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在这场战役中，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一举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则损兵折将，再也无力对江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错失统一全国的良机。寻根究底，这一结果并非偶然，乃是由曹操错误判断形势所致，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的一场错误战争。

《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提出战前充分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有一方不够了解，掌握不够准确，那么就有可能打败仗，所谓“一胜一负”，就是说胜负几率相当。如果即对自身形势判断不准确，对敌方形势又不能够准确的掌握，就必然会陷入危险的境地。那么如何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呢？《孙子兵法·始计篇》提出一套“五事七计”理论：“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这里的“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道”，“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说统治者是否得民心，是否上下同心一志。“天”是天时，节令气候；“地”是地利，地理环境，天、地这两项是说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自然环境是否有利于己方作战。“将”，指军队的统帅，其指挥作战的水平如何。“法”，指军队的法令，是否严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指的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这套理论通称“五事七情”或“五事七计”，概括起来讲，实际上讲的是了战前需要准确掌握、充分考虑的敌我双方的五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天时地利等自然环境是否有利，二是上下是否同心，三是军队统帅军事才能如何，四是军队法令是否严明，实际上是治军的问题，五是军队力量的对比。这五个方面，除了第一条是讲自然条件之外，其他四个方面都是讲作战双方综合军事实力的对比，看看己方有无战胜对手的优势，对方是否是个可以战胜的对手。双方开打之前，但能“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情，便可判断战争的基本走向，所谓“吾以此知胜负矣”。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我们对战前双方的情况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场战争曹操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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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天时地利而言，曹操在战争时机、战争地点的选择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优势。而孙刘联军则占有天然的优势，甫一开战，曹军便输了一筹。

曹操南征始于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击盘踞在荆州的刘表、刘备集团。出于对刘备的猜忌，刘表与寄寓荆州的刘备集团不能同心协力，其二子刘琦、刘琮又各拉一派，明争暗斗，所以荆州集团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八月，刘表忧惧而死，九月，刘琮瞒着刘备投降曹操，曹操进据荆州，刘备逃往夏口。随即，曹操即向孙权集团宣战：“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放弃乘胜追歼穷途末路的刘备集团，转而对孙权集团宣战，是曹操在战争时机选择上犯下的一大错误。曹操的宣战直接促成了孙刘联手，使山穷水尽的刘备集团因获得孙权集团的援手而重新焕发出战斗力。而曹操方面，远道而来的本部人马已连续作战数月，将劳兵疲，新降服的荆州军并未与曹军磨合好，形不成合力。在这种时机下，匆忙对“兵精足用，英雄乐业”的孙权集团宣战，显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曹军虽然占领了荆州，取得长江之险与孙权集团平分的优势。但曹军主力都是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完全是舍长就短。随着双方的对峙，严冬很快到来，曹军在地利方面的劣势益发明显，不仅马无藁草，北方来的士兵因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人也容易生病，造成曹军中瘟疫流行，大大削减了战斗力。孙刘联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不给曹军喘息的机会，联手出击。又充分利用熟知长江一带气候特点的优势，巧借“凯风自南”的良机，以黄盖诈降骗取曹操的信任，一举焚烧曹营，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就对手来说，孙刘联军绝对数量虽少，但并非易与之敌。

首先，在人心方面，孙权父子兄弟经营江东，业已三世，深得民心，“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孙权又善于“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故而张昭和周瑜为首的文臣武将，均诚心拥戴孙权，“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也十分信赖并敬重他们，“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又兄事周瑜。虽然在战与迎的问题上以张昭为首的文臣与以周瑜为首的武将有过争论，但在孙权决议抗曹之后，即再无异议。总的来说，东吴上下君臣和睦，英雄乐业。周瑜对蒋干自称“遇知己之主，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洵非虚言。

其次，孙权集团主持军事的大将周瑜、程普、鲁肃等人又都是一时人杰，尤其是吴军主帅周瑜，其才略更是得到孙权、刘备、曹操的共同认可，孙权曾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刘备也认为“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赤壁之战，曹操被打得狼狈逃窜，却因对手是周瑜，并不以为耻。“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战前，孙权集团内部以张昭为首的文臣震怖于曹操自称八十万雄兵，力主迎降，而周瑜一眼既看穿曹操玩的是虚张声势的把戏，对曹军真情实况，他更是洞若观火，指出曹军面临四大不利因素：一是曹操地盘虽广，多是新兼并的袁绍、刘表故地，内部未安，人心未定。二是马超、韩遂在关西为操后患，后院不稳。三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孙刘联军水战，是以短攻长。三是天时地利均不利于曹军，时际盛寒，马无藁草，曹军主力为北方之人，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四大不利因素皆用兵大忌，故而曹军虽多，但战斗力必定不强。周瑜对曹军的分析，直指曹军命门，体现了一代名将的战略眼光，而他在决战时机的选择，诈降、火攻等战术的运用等方面，又体现了一代名将的战争指挥艺术，是货真价实的良将。

再次，孙权兄弟治兵严明，军纪整肃。孙策治兵，“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征刘繇一役，“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其军事水平亦为曹操所叹服，“曹公闻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猘兒难与争锋也’。” 孙权军事才能或许不如孙策，但在治军方面则继承了孙策的风格。建安十八年，曹操亲率大军攻濡须，孙权也亲自率军与曹操对垒，相持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曹操见孙权军队整容整肃，无机可乘，只好退兵，并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相比较而言，曹军除了在军队数量上占优势之外，其它显然均处劣势，孙权集团没有明显的短板。“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真正高手，并不是战必胜、攻必取，而是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有利不利情况，知道什么样的仗可以打，什么样的对手不能碰，而孙权集团显然属于“不可胜” 之敌。

而曹操作为一位精通军事理论的杰出军事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轻敌，没有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周密的分析，犯了兵家大忌。《孙子兵法》曰：“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武进，就是冒进，对于打仗来说，兵力并非多多益善（兵力多，消耗的国家财富也多），只要不冒进、能集中兵力、判明敌情，就足以取胜了。既不能周详地考虑敌我双方情况，又轻敌，势必成为敌人的俘虏。以此观之，曹军的溃败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