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一群兵士将黄袍加着在了禁军将领赵匡胤身上,这个被后世称作"陈桥兵变"的事件将赵匡胤推向了皇帝宝座,同时也将"五代"改写为"北宋"。

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这已经成为新朝代的经验和习惯。

太祖本人深知藩镇割据,武夫当权对于政治稳定的危害,建国之初便与赵普谋求解决政权频繁更迭的局面,走出五代宋朝承五代之乱。赵普仅—句＂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便使宋太祖放弃复委符彦卿的兵权。

紧接着便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收回中央，力图矫"武"之弊。宋太祖也是武将而夺权称帝，从他后的各个皇帝，对武将的威胁和士兵的哗变都非常敏感。在限制武将的同时,统治者也在谋求治本之道，便是"与大夫共治天下"

一、太祖誓约——祖宗家法

王夫之在《宋论》写道：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其中一条"不杀士大夫"便定下了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调。

宋太祖是武将出身，对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启暴虐,太祖深有体会,所以派文臣治理地方无疑是解民于倒悬的有效途径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以文人做地方官，即使他品行再差，也不过是多贪点银子而已，而武将若是为乱，将会引起动乱，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

宋太祖还常常鼓励武将读书，学习治世之道，一则掉书袋的轶事便可见一斑。

此事见于《宋人轶事汇编》引《玉壶清话》之中：

党进不识一字。一日，朝廷遣进防秋，朝辞日，须致词合门，使吏谓进曰："边臣不须如此。"进性强很，坚欲之，知班写其词于笏，教令熟诵。进抱笏跪移时，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圣容曰："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进曰："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这则故事是何意呢？即是讲太祖麾下大将党进目不识丁，一次他被派往边地进行秋防，按照惯例需要进宫致辞，太祖体谅他，认为不必如此。党进脾气倔强，坚持进宫。司仪官把呈辞写在笏板上，让他背熟。

没想到他一进去把背的都忘了，半天不吭声，忽然望着太祖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搞得侍卫们大笑不已。后来左右大臣问他为什么忽然念着两句，党进说"我看那些穷酸书生爱'掉书袋'，我也来两句，让皇帝知道我也是读书的"。

"朕闻上古，其风扑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本来是唐玄宗给《孝经》做的序中的一句，党进断章取义，出了洋相。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太祖的影响下，像党进一样的大老粗也开始学习读书。

二、太宗兴学——文治之始

如果说宋太祖倡导读书,开风气之先,到太宗时则围绕"读书"采取了一系列切实行动，真正使士人读书落到了实处。

太平兴国三年,"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格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自经始至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同年二月,赐名崇文院,以书籍充实之。端拱元年又于其中建秘阁,自此三馆一阁的格局形成。

再次,太宗在位期间主持了多项文化典籍的修订工作。北宋四大类书,有三部是在太宗时期修订完成的,《太平广记》修于太平兴国二年至三年,太平御览修于太平兴国二年至太平兴国八年,文苑英华修于太平兴国七年至雍熙三年。

太宗还留意于字学,太平兴国二年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人详定《玉篇》、《切韵》,雍熙三年诏徐铱、句中正校对《说文解字》。此外,太平兴国三年命李防等修《太祖实录》,对史籍修订多有关注。

太宗重视科举，促成文官体系的形成。据《文献通考》记载，宋代进士人数自太宗即位之年（976)起便开始激增，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十四年间已有 9323 人，与唐朝二百九十年中共得 6442 人，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名进士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太祖时期科举及第者授予官位很低，而在太宗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士开始进入国家政权的中枢。建隆元年进士榜首杨砺直到真宗年间才被摧为翰林学士,未及大用而卒,相比之下,太平兴国二年两榜状元吕蒙正六年后便拜为参知政事,进用不可谓不速。

文官体系的形成,是贯彻文治方针的可靠保证,,当它逐渐形成日趋完善之后,便于皇权之外具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组成官僚系统的被称为"士大夫"的那些人的某些意识被唤醒后,便又给这个群体赋予了主体性格。真宗时，寇准力主皇帝御驾亲征便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性格的体现。

三、真宗守文——宣麻拜相

宋真宗与他之前的两位皇帝太祖、太宗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即位前没有军事经历的守文之君。非但如此,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就设置了皇子侍讲,太平兴国八年又置谐讲、诩善、侍讲官于诸王及王子府,负责对皇室弟子的规导教育。至道元年,当时身为寿王的真宗被立为太子,杨徽之、毕士安兼左右庶子,乔惟岳、杨砺兼左右谕德,夏侯娇兼中舍,李至、李流兼宾客,均为文儒之士。真宗即位后延续了经筵,并于咸平二年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

真宗对科举也进行了革新，宋真宗建立了以封弥誊录复考为中心的严密考试制度。

《宋史·选举志》有如下记载：

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旦拜阙下，仍入就席。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

这套完整的制度,到大中祥符八年(1015)推行到了省试。这样殿省两级考试的严密制度基本上完备了。此后历代科举沿袭此制度，直到科举灭亡。

大中祥符八年(1015),当殿试完毕,登科者姓名揭晓之际,真宗问诸大臣:"'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无知者,真所谓搜求寒峻也!'"真宗在决定蔡齐为状元之后,又"特召金吾给七验,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这就改变了状元出一节呵道的惯例,此举并非真宗特别宠爱蔡齐,而是"上闻公(蔡齐)单贫,傭僦仆隶,故有是命。"（《绳水燕谈录》）显然是为寒掺之士撑面子的。

由是,一个真正读书做官的历史时代真正到来了。

四、仁宗士振——行道有望

太宗、真宗两朝持续扩大取士名额,迅速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员,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随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加入到士大夫的行列,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和主体意识的日渐增强,势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便更希望以群体的形式共同参与政治,以"公议"、"士论"来发挥舆论影响,从而扩展其政治活动空间。

虽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在神宗的时候才被明确提出,但是这种"共治"的格局在仁宗时期就已经成型了。对于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有学者提倡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一是皇帝并非大权独揽,士大夫有参预政治的空间二是士大夫是群体参预,并非个别介入。

据《庶斋老学丛谈》记载：

"嫔御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御，曰：'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或有只请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忻谢而退。至给俸时，各出御书请增俸。有司不用，退还。复诉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诸嫔对上毁其御书曰：'元来使不得。'上笑而遣之。"

未经中书同意的诏敕被抵制,无论对于政府还是皇帝看来都是理所当然,这正反映了当时权力运作方式,"与大臣佥议"成为君臣共守的规则。正是君臣所注重的"公议',,保证了士大夫们的"共治"空间。

此外，到仁宗时,台谏势力兴起,台谏官讽谏皇帝、议论时政、抨击大臣,担当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角色,皇帝、中书和台谏形成权力的三角关系。对于那些敢于言事的台谏官,仁宗往往持宽容和保护态度,有力保障了台谏职能的发挥。

台谏成为士大夫们表达意见、发表言论的重要渠道,通过发挥台谏职能,士大夫们在限制皇帝作为的同时,又可以有效地抑制权臣的出现,最大限度保障了士大夫群体参与到与皇帝"共治天下"当中去。

仁宗时期,"行道"己经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共识,这种意识表现得也相当强烈,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展的儒学复兴运动也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这便更加强化了"行道"在士大夫观念中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力量的壮大和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士大夫们广泛地参预政治生活,这便为他们的"行道"实践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领导的改革运动,是仁宗时期士大夫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也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观念"的集中展现。

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但作为一场革新运动而言,它是有众多士大夫参与进来的。对那些有志于行道的士大夫而言,此时恐怕没有什么比参与政治革新更为直接的方式了，刷新政治、革除弊端是他们行道实践的重要契机。

在仁宗的努力下,当时的朝政的确出现了振奋人心的一面,一时间众多名臣都受到擢用。新政前夕,吕夷简已经罢相,担任宰相的是章得象和晏殊,贾昌朝与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是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亲擢欧阳修、蔡襄、余靖和王素四人为谏官。

上有仁宗汲汲求治,下有众"君子"辅弼君王,这让儒家士大夫们看到了"道之将行"的希望。

四、神宗变法——共治天下

仁宗时期的士大夫,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日益成熟,面对日益显现的社会政治危机,他们也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的实践活动。但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既不持久,也远没有成功。

宋神宗的时代,是和王安石变法伴随始终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得到了神宗的认同,其改革的实施也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这是一个真正能够"行道"的时代。

熙宁四年三月初三日神宗因庆州兵变而召集两府官员商讨相关事宜。当时王安石为宰相,冯京和王珪担任参知政事,文彦博任枢密使,吴充任枢副。文彦博认为朝廷应当"以静重为先",人情骚动是"更张之过也",并言及行交子不变,后来提出遵守祖宗之法,并引起他和王安石的一番争论。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的确可以说明当时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关系,文彦博在说这话的时候,将自己所属的士大夫群体与皇帝之间划开了清晰的界限,这种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也说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说士大夫成为了与皇权对等的一股力量,但却能充分说明士大夫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皇权的附庸,而是看作"合作"关系。此前士大夫们经常用的"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也正是这种关系的表达。

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也是神宗和王安石共同承认的前提。他写的《虔州学记》讨论皇帝与士之间关系：若夫道隆而徳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这是石破天惊之论，"与之迭为宾主"表明士大夫与天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退斋笔录》中有一则趣事：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正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励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神宗朝的一场廷议，君臣之间意见相冲，争论中火药味颇浓，最终以皇帝让步收场。高高在上的皇帝居然发牢骚："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还被臣下怼回去了。这充分体现出了宋士大夫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结语：文治之盛

明人徐有贞曾说过:"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宋代人才北宋多于南宋,而北宋人才又以真、仁、英、神四朝为众,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像人们熟知的范仲淹、王安石、张载、程颖、程颐、苏询、苏轼、苏辙、黄庭坚、欧阳修、司马光、苏烦、沈括等等。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宋以文立国, 为文人士大夫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政治中能够大胆议论时政,有所作为,进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形成党争,但是由于他们的文人身份使北宋党争有充满了君子之风。不同于别的朝代，一旦政治斗争失败便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宋朝政治斗争失败后，最严重不过是贬官。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待仕途贬谪、人生挫折的态度,就要比前人显得更加豁达、开朗。他们一般并不介意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念念不忘理想抱负的追求。而正是这样的时代环境，才塑造出了像苏东坡一样的文化巨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

参考资料：《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宋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轶事汇编》《绳水燕谈录》《庶斋老学丛谈》《退斋笔录》

不正之处，敬请指正,谢谢大家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