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外夷规条：外商不能在广州过冬，到广东经商须由行商负责管理

我们知道，大清国闭关锁国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大清入关后，顺治帝搞了一段闭关政策是为了打击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到了康熙爷收复台湾后，这一威胁不复存在，这老爷子开放了口岸贸易。但是，到了乾隆皇帝时代，这个风流皇帝虽然口口声声说开创了盛世，但是，自从乾隆皇帝晚年，大清的国运日下，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很低的。这样就加剧了人民的反抗运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广州珠江《伦敦新闻画报》

再者，当时西方工业化的的日新月异，乾隆皇帝不可能一无所知。来自于西方的近代化发展对中国传统小农意识的冲击，他也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不是去积极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是以闭关锁国为手段，来躲避这种威胁。当然，乾隆皇帝这样做，也有另外一种原因。比如说，西方要求对华贸易吧。我们知道，自明朝以来，西方要求与中国贸易通商大多是采取强逼性质的。大清朝当时还有一种担心，担心国内的反清情绪得到西方势力的支持。这些因素都决定着减少对外贸易，隔绝中外之间的交往，把贸易限定在一定区域，成为乾隆朝势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皇帝要闭关锁国，当然他也不是直通通地就采取闭关政策。他先是采用经济手段希望达到不与外夷接触的目的。他命令浙江口岸增税一倍，希望英国人知难而退。但是，这一招并不灵，英国人也提高了商品交易价格。商船往来仍然不断。

载着大量鸦片的东印度公司的货车

乾隆皇帝急了。经济手段的不能凑效，他又使用了政治手段。他严令“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准在赴浙省” [5]。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实际上，他这一闭关之举，有三重考虑。其一，广东地窄人绸，沿海百姓大多靠洋船为生；其二，虎门、黄埔在此设有官兵，同浙江等口岸相比，容易防守；其三，担心传统的贸易口岸发生变动，外人大量往来，会对中国“民风土俗”产生影响。

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标志着王朝与外界隔绝闭关政策的再度开始。大清王朝要闭关自守而西洋人又迫切希望打开中国市场，这样，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

西方希望获取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而乾隆皇帝又担心频繁地商贸往来会影响中国的“民风土俗”，甚至担心洋人在中国久留不去，会支持东南沿海仍然存在的反清情绪。因而，在决定开放广州一口的同时，他感觉这样做还不够有力的防范洋人，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

东印度公司的钱币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乾隆皇帝上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的奏章，这个规条主要有五条，都是什么呢？主要是外国商人不能在广州过冬；外商到广东经商贸易必须居住在指定的行商会馆里，由行商负责管理；中国人不得为外商做工，更不得借款给外国人，更不得帮助外商打探商业行情；外商船停泊处，派兵巡视、稽查等等。

这个规条，外国洋商看了，气得头大一个直观的感觉，这哪是到中国经商啊，简直是接受监禁改造去了。甚至有英国商人说，中国“贸易规条”对外国太苛刻了，到中国从事经商贸易像坐牢！

乾隆皇帝看了却很高兴，认为这个规条很给力，切中了他希望管理、限制洋人的想法，因而要李侍尧颁布施行。

乾隆皇帝热衷于巡游

既然要闭关防范外商，乾隆皇帝还让地方官公布了相关的公行制度和防范章程。所谓“公行”也就是“行商”。“行商”代表朝廷管理对外邦交和贸易实务。这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国有企业”。西方人也称其为“皇商”。

是商人都是讲究商业利益的，即便是有官方背景的官商也不能免俗。当时的行商很希望垄断对外贸易，而朝廷又很希望防范西洋商人。于是，当时的广东行商抓住了这个机遇。1760年，在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后不久，广州潘振成等九家行商联名上书广州当局，呈请在管理海路邦交和外贸实务的基础上，设立“公行”，“专办夷船”，垄断对外贸易，外国商人不得与“公行”之外的其他中国商人商贸交易。潘振成等人的呈请，李侍尧还真批准了。当然，于他来说，既有巨大的利益，又能够体现政绩，何乐而不为呢？据说，成立“公行”，他曾经接受了广州商人不少的贿赂。

海禁政策带来的后果是鸦片战争

英国人希望加大与中国的商贸往来，而乾隆皇帝的闭关政策却与英国人的愿望大相径庭，这使他们感到很扫兴。失望之余，并不甘心，决意寻找机会，为叩开中国大门，扩展中国市场再做努力。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人更加剧了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步伐，幻想通过鸦片走私，麻木中国人的身心，从而从精神和肉体上控制中国人。

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在大清国闭关与英国人渴望叩关的矛盾和利益纠葛中，“公行”制度直接损害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因而东印度公司迫不及待地扮演了敲开中国大门的“敲门者”角色。，先是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并最终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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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详细内容请参看《晚清外交七十年》

[1]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2]《通典》，卷188，《海南序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

[3]宋濂等：《元史》卷10，中华书局1976版。

[4]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影印本，第16 ，文海出版社印行。

[5]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