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鸿章，如何评价李鸿章？

如何评价李鸿章？

，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支撑起来的呢？

如何正确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鸿章的一生，是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台湾也不会被人侵犯，更不会出现“台独”这样的词来。想想也正是因为李鸿章有这个能力来签《马关条约》，除了他似乎没有人能代替他的位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弟一批先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症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它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它曾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它的环球旅行：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曾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支撑起来的呢?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确切的讲，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

怎样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经手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劣迹，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虽是个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难，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外，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预镇压活动。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何尝不是如此。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出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它 “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其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的结论。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抱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笔烂账却不能统统算在他个人的头上。此后，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另一个重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李鸿章，不探讨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务运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应该说，这种“责任”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如果只强调他反动的一面，而不提他进步的一面，其评价就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他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国“自强”？而且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呢？这岂不与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背道而驰吗？显然，这是由于他敢于正视现实所引起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那时的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83页）封建统治者盲目虚骄，在他们眼里，中国无疑是“天朝上国”，而别国都是“夷狄蛮□”。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页）为了获得商品、原料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外国资产阶级猛烈地向外扩张。一八四○年，英国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天朝”的神话被打破了。时隔十六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仍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清政府对外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么，对内呢，起事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横扫江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的劳动人民又相继而起。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震撼了整个中国，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烂的躯体，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百孔千疮，危在旦夕。面对这“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等人感到已经不能照抄 “老谱”统治下去了。于是，他大声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而“变”的关键在于“资取洋人长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

　　那么，向外国学什么？“资取洋人”的何种“长技”呢？对外战争使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强”之道，自然要从军事改革、即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他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这里，李鸿章竟把“船坚炮利”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正因为如此，他不但着手从外国购置新式枪炮，而且还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工业。对于李鸿章的这些活动，有的论者认为纯属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动的。依我看，这种观点是欠公允的。不错，说李鸿章军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太平军等不正是他伙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枪洋炮绞杀的吗。但是，从刀矛剑戟到洋枪洋炮，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加强，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从抵御外侮角度而言，无论怎么讲，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日夜生产，为前线提供弹药是人所熟知的事。考虑到后一种因素，李鸿章从事的军事工业活动是不能笼统加以否定的。

　　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李鸿章等人又逐步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连带关系。他逐渐感到只靠“船坚炮利”，还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于是，他又派员兴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这些民用企业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尽管这类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它仍为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并渴望追逐高额利润，但又无奈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独立经营的私人资本提供了投资的场所。《申报》曾就当时上海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景况指出：“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见该报1882年6月9日）《字林西报》也说：凡开矿公司“一经禀准集股”，商人们“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见该报1883年 1月22日）这就清楚表明，商人们对“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是抱欢迎态度的。“官督商办”企业在早期还是起到了促进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外国资本的扩张。李鸿章曾自称他办轮船招商局是振兴中国商务，以“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国侵略者也说他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洋务运动》（八），第400——401页）。而实际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确多少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挤垮的。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经过九载经营，使“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同上书，（六），第60页）。因此，难怪李鸿章极其兴奋地指出：“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上书，第6页）他设立上海织布局，同样是为了“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一抵敌产”（《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对洋商自运机器来华设立棉纺织厂，饬令海关“查明禁止”（同上书，卷78）。另外，外国侵略者还企图在我国架设电线，他更理直气壮地说：“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9）。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纺织、开矿等工业，直到甲午战前未被外国侵略者染指，李鸿章是有一份功劳的。

　　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移到筹建新式海防方面。如果说在初创军事工业期间，洋务派“御外侮”还强调“不露痕迹”，宜趁“剿发逆”之机，“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后窥其中之秘”（《洋务运动》（三），第467页）的话，那么到筹建海防时，这种对付外来侵略的意图，就日趋明朗化。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太平军等农民起义到七十年代中叶均已被镇压，清政府渡过了它的内部危机；另方面，外部危机却纷至沓来，清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又尖锐起来。对于筹建海防一事，李鸿章极为热心，他指出：“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页），“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海防，……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筹议海防折》，第238页）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才把北洋舰队建成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培养人才也是李鸿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强”、“求富”，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怎么行呢？！李鸿章首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学、电学、测量、地图绘制、机器与轮船制造及军事科学的新型技术人才。对于这些，恐怕谁也不能说是件坏事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的上述活动是在反对者群相毁谤的逆境中进行的。在顽固派的眼里，凡“祖宗成法”中没有记载的东西，无疑是“离经叛道”。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曾说：“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兽，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洋务运动》（一），第251页）他的这番话颇能代表所有顽固派的心理。这样一来，李鸿章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面对此类非议，李鸿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讽讥这些浑浑噩噩的顽固分子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主，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个封建大员敢如此斥守旧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谓难得。那么，能否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都值得称道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务，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意在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其次，尽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满了明显的抵御外侮思想，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认它们侵略中国的现状，而且还试图得到它们的帮助。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时必须指出并应加以谴责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综上所述，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因而，对这样一个表现复杂的人物，是不能轻易加以全面否定的。

如何正确客观评价李鸿章？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是很复杂的，历史大师高阳先生认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证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具体内容，请参阅高阳先生《同光大老?割城谁献督亢图》。 国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历史上怎样评价“李鸿章”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该怎样评价李鸿章这个人?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历史如何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

李鸿章是一个奇才。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皆是如此。 在经济上，他创办的一些军事工业及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都管理有方，能和外国企业竞争，也维护民族的利益。此外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 ，洋务派创办了许多中国近代”第一”的东西，如铁路，海军等。李鸿章一直在帮助大清国富强，可以说他是个报效祖国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他主张与外国自由贸易，以强国，与改革相似。 在政治上，由于他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而招人唾骂，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这些人全是些盲目无知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大清国如此虚弱的国力是不可能与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他们只凭几个暂的胜利，就以为大清国能征服法国。他们是被胜利冲昏了头，不顾将来事态的发展，完全没考虑若法国同其盟国卷土重来，大清国很可能会被逼上绝路，签订比《中法新约》更不平等的条约。李鸿章从长计议，主张求和。他是想让国家安定，趁此时努力富强国家，他的想法是没有错的。难道他是甘心求和？不！至于由他签约，是因为只有他有这种能力，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力，要知道他总是在尽力降低国家受到的损害。如果签约的不是李鸿章，历史也不会改变，将会由另一个签约，那么我想这个人现在一定是”卖国贼”了，这些签约的人总是当出气筒，作替罪羊，着实可怜。这些评论的人应该设身处地地想想，感受一下，再下定论才是！ 哎！如果李鸿章出生在其他朝代，或出生在当代中国，那么的才干，一定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