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头条号“懒龙说”的第55篇文章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一些诸侯林立的乱世常常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当然是因为乱世总是会出现很多的英雄，有很多传奇故事让我们读来荡气回肠。

不过，乱世除了是英雄逐鹿的战场之外，其实还是很多士子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些文士上不得马，开不得弓，比不得那些名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游走诸侯之间，通过推销自己的主张获得君主的认同，从而一朝登天，享尽荣华富贵。其中也不乏一张利口胜似百万雄师的佼佼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辩士。

看起来，辩士好像是个一本万利的工作，其实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风险，因为他们总是通过劝说君主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做的是惊险万分的买卖。一旦事出有变，君主往往第一个拿他们开刀。说好了要钱，说的不好可就是要命了。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聊辩士。

郦食其——说的好要钱说的不好要命

上一篇文章我们说了苏秦张仪，他们应该都属于“说得好”的那种，（详细内容请移步《从青铜到王者全凭一张嘴，从《史记》看苏秦张仪的劝说策略》）而那些说的不好要命的，历史上有没有呢？

答案是有的，《史记》中就有这么一位，他就是郦食其（音同梨义机）。

郦食其，史上也称“郦生”，陈留高阳人（现在河南杞县高阳镇），约生于魏安麓王二年至魏安鳌王十年间（公元前275-前267年）卒于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战国末年至楚汉之际人。最初只是一个县衙里的门吏，他虽然家贫，但是非常喜欢读书。

后来汉高祖刘邦（当时还是沛公）驻军陈留郊外，打听此地有没有贤士豪俊，郦食其的一个老乡正好在沛公军中，郦食其就跟他说：“我听说沛公傲慢瞧不起人，但是为人雄才大略，我还真挺想追随他的，你帮我引荐引荐。（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原从游，莫为我先。《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一年，郦食其已经都六十多了。

沛公听说了郦食其，就让人叫他来。《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录了这次会面的情景。郦食其进去刘邦的住所，这会刘邦正在坐床上洗脚呢。郦食其一见此景，于是就说：“您这是想帮着秦灭诸侯呢，还是帮着诸侯灭秦呢？（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骂道：“胡说！天下人都苦于秦的暴政，我当然要助诸侯灭秦了，怎么能够帮着秦打诸侯呢？（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

郦生挨骂了也不着急，慢条斯理的说：“既然要起兵反抗暴秦，这样对待人才就不合适了（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一听马上不洗脚了，起身整理衣服，请郦生上座，向郦生请教。

郦生为刘邦出了个主意，那就是直接夺取陈留，因为陈留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又有着大量的粮草，非常适合沛公军队驻扎。郦生还自告奋勇作为内应。“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沛公按照郦生的计策，果然拿下了陈留，沛公封郦食其为广野君。

从此以后，郦生常常作为沛公的说客，帮助沛公与各路诸侯往来交流出使。“郦生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到了汉三年秋（公元前204年），当时已经成为汉王的刘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一方面，韩信已经率军攻下了赵国，看起来好像是灭国得胜了，但是其实韩信的军队也存在着隐患，《汉书·韩信传》中广武君李左车就曾经有着这样的分析：“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也。今足下举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情见力屈，欲战不拔，旷日持久，粮食单竭。若燕不破，齐必距境而以自强。二国相持，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主要是军队得不到休整，又面临缺粮的困境。而另一方面，项羽的军队进攻汉，而各国诸侯都在观望。

一方面是韩信的精锐部队过于疲惫，另一方面项羽的军队又步步紧逼。此时郦生决定要站出来做点事情，他先是力劝汉王守住敖仓，因为这里有着充足的粮草，另外，死守敖仓能够让天下各路诸侯看明白汉军的决心和能力，有助于他们将来归顺汉王。同时为了帮助汉王排忧解难，郦生自告奋勇要去啃一个硬骨头——那就是前去劝说齐王田广归顺汉王。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这样记录了他的谏言：“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籓。”

然而，郦生并不知道，他即将迎来的是一生中最大的辉煌和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刘邦听从了郦生的建议，派他去见齐王田广。《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了郦生和齐王的见面过程。

郦生一见到齐王，马上就来了一个高屋建瓴的降维打击：“王知天下之所归乎?”齐王被这么一问有点懵圈，只好说：“不知也。”郦生接着忽悠齐王道：“大王要是知道天下归谁，那齐国还能存在，要是不知道的话，齐国马上就要完了。（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齐王问：“天下何所归也？”郦生说：“归汉。”齐王继续问：“先生何以言之？”

接下来郦生的回答，堪称是辩论界的教科书，他从三个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天下将要归属汉王。首先是从道义上来说：项王道义上有亏，一方面没有遵从合约封刘邦关中王，另一方面还有杀义帝的行为。“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而反观汉王呢？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起兵追责项王杀义帝的过错。“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

其次从个人性格上来说：汉王性格比较大方，懂得让利于人，有了好处分给大家。“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而项王则性格有点小家子气，斤斤计较，有功不赏，刚愎自用，有了好处不愿意分给大家。“于人之功无所记，於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这样两个性格，高下立现了吧。

再次从天下大势来说，汉王如今已经占据了很多城池，如今又占据了敖仓的粮草，正是兵强马壮的时候。“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

这三个角度一说出来，齐王心理防线瞬间崩塌，此时郦生又继续推他一把：“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这一番长篇大论，有理有据，有打有拉。齐王田广深以为然，于是听了郦生，准备投靠汉王了，所以就让齐国的军队放松了戒备，天天跟郦生喝酒。

故事到了这里好像应该是挺完美的，郦生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帮着刘邦顺利拿下了齐国，扫掉了刘邦统一路上的一大障碍。可是有一个人的不满，最终改变了这件事情的结局，他就是韩信。

郦食其劝说齐王是九月的事，十月份当韩信的大军开始进攻齐国，兵至平原（今山东平原南）时，得到了齐国已经被郦食其说降的消息。韩信决定停止进兵。本来嘛，人家都投降了，还耗费那些士兵生命干啥。可是韩信账下的谋士蒯通却坚决不同意，劝韩信道：“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账下谋士蒯通

蒯通这番话真是杀人诛心啊，本来韩信还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蒯通的那句“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彻底激发了韩信的杀欲。于是韩信趁齐王与郦生置酒高会、疏于防范的时候趁机奇袭齐军，迅速战胜了20万齐军。当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齐王简直都不敢相信，郦生当初拍着胸脯说的好好的，怎么汉王还派人攻打齐国啊。齐王觉得郦生一定是在忽悠他，所以一怒之下，将郦生给煮了。“ 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卖己······齐王遂亨郦生，引兵东走。”（《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平心而论，如果不是郦生对于齐王的劝说导致齐王放松了戒备，以韩信疲惫之师未必能够这么快战胜齐国军队，郦生的劝说其实帮了韩信很大的忙，而韩信却害的郦生被煮成了肉汤，这件事情，韩信做的真是让人齿冷。

很多年以后，刘邦已经成为了汉高祖，在一次列举各位功臣的时候，刘邦突然想起了那位狂放不羁的高阳酒徒，心中非常难过。于是就为郦食其的儿子郦疥封侯。郦疥虽然带过几次兵，但是功劳还不足以能当侯，但是刘邦为了郦生的情谊，坚持要封郦疥为高粱侯，后来又改封为武遂侯。刘邦对于这位为了自己而惨死鼎镬的辩士，也算是尽到了一点微薄的心意。

【懒龙说】

前一篇文章说了苏秦张仪的故事，这一篇又说了郦食其的故事，他们都可以说是辩士中的佼佼者。可是我当初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就有一个疑问，我想提出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那就是：既然辩士的口才和能力这么强，为什么后来在历史中逐渐消亡了呢？

我自己认为，可能有这么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在秦汉建立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王朝时期，而大一统王朝建立大大压缩了辩士的活动空间。其实，只有乱世或者说有多方势力角逐的情况下，辩士的口才和纵横之术才有能够施展的空间，而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统一了各方的势力，辩士闪转腾挪的空间就不存在了。而汉朝在经过文景武三位皇帝不遗余力的削藩动作下，汉朝的各诸侯王被打压的根本抬不起头，更谈不上为辩士提供纵横奔走的舞台了，所以辩士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其衰败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是汉以后开始打开了社会上升通道，采用察举制开始选拔人才。辩士的主要来源就是游走于各国的士人阶层，他们往往无法像那些贵族子弟一样生下来就能够做官，所以辩士只好在各国游走希望能够说动君王来获得阶级的跃迁。这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上升通道不通畅，导致一些士子只好做这样的选择。而一旦社会上升通道被打开，原来那些游走于各国的士子瞬间都发现不用再去往那个方向使劲了，只要按照国家要求好好读书也能够做官有前程，这样，很多辩士就失去了动力，转而向上谋求进身之途了。

第二是思想方面的原因

在汉武帝即位之初，汉朝中央集权日渐强大。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10月，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史记·武帝本纪》）从中可以看出，武帝把苏秦张仪所代表的纵横家和商鞅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都当做“乱国政”的学说，予以废除。

百家遭到罢黜，儒学定为一尊，从根本上就消灭了百家之学，至此，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作为儒家早就看不起的纵横家，也就是辩士主要学习的流派，自然更是成为了打击对象。儒家认为，辩士尚利，所以分析利害得失是首要问题；而儒家尚义，主张以仁义作为做事的根本。辩士尚谋，主张采用计谋达到目的；而儒家尚德，提倡用道德感化人心。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在回答一位纵横家传人景春的话时，认为犀首张仪等代表的辩士：“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妾妇之道也。······以顺为正。”孟子认为辩士所代表的都是妾妇之道，只能以一味顺从君主达到自己的目的。《孟子·离娄上》曰：“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孟子认为好战的人应该接受最重的刑罚，联结诸侯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刑罚。这里的“连诸侯者”毫无疑问指的就是辩士了。可见儒家对于辩士的深恶痛绝。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所有的士子的学习风气也开始转变，对于国家不提倡的，考试也不考的辩士之学，就越来越没有了传承的意义。甚至很多本来学习辩士之学的人，后来都得学习儒家典籍。至此，辩士的消亡基本上也就是盖棺论定了。

总结一下，大一统王朝建立让辩士失去了产生的土壤，社会上升通道的开放让辩士失去了论辩的动力，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彻底断送了辩士的前途，从而为辩士的消亡奏响了挽歌。以后人们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找只言片语，来想象辩士纵横捭阖的风采了。

参考文献

1、《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史记·淮阴侯列传》、《史记·武帝本纪》、《孟子》等

2、《秦汉之际纵横策士考论》 李艳华 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辩士蒯通简论》 孟祥才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4、《纵横捭阖: 战国纵横家的是非成败》 吴礼权 宜春学院学报 2017年1月

5、《<史记>中的策士形象研究》 欧小蓉 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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