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长什么样，历史上李治长得怎么样

历史上李治长得怎么样

有画像的。不过唐朝的画像也都差不多。胖胖地。应该不会很丑吧。他的父母根据记载都长得不错。

李治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唐高宗和武则天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对充满神秘色彩的夫妻 从帝国的角度来看，帝国的管理者李治皇帝显然并不是那么糟糕——相反，他的考评很可以拿到“优秀”。内政方面，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从意识形态、法律到科举、门阀谱牒等，大唐帝国的政治制度在高宗朝正式奠基。外事方面，平定西突厥，羁縻大批西域国家，饮马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隋炀帝和唐太宗都为之饮恨的朝鲜半岛平定了，日本首次在中华帝国面前尝到败绩——大唐的疆域在高宗时期达到最大……无法想象，在皇权至上的中华帝国，一位无能的皇帝统治30余年，会有这样的成绩？

唐高宗李治是什么样的人？

　　李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治，从亲王到太子，几乎可以用“完人”两个字来概括。要说孝，有证据。要说友，也有证据。好多孝敬故事，感人至深。那么，太子殿下真的是一切正大光明吗？真的一点错误都没有犯过吗？

　　其实，太子殿下犯过一个十分重大的错误，这一点证据确凿。在唐太宗病重期间，太子殿下一方面亲自照顾父皇，问疾尝药，继续表达孝心。另一方面却悄悄爱上了父皇的才人武则天。这个爱，不是藏在心里的暗恋，如果仅仅是暗恋，那也就罢了。没有，事实上，他们两人都跨越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关于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这里引证两种记录。

　　《唐会要》卷三记载说：“天后武氏。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这是站在高宗时代的一种上溯式的记载。当时，皇上还是太子。因为入宫侍侯皇上遇到了武则天，“悦之”，喜欢上了她。悦是动词是谓语，之是代词是宾语。高宗喜欢上了武才人，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这是一种说法，是高宗主动的爱上武则天。另外一种说法，是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著名的《讨武瞾檄文》），有“陷吾君于聚麀”，（麀，音YOU，牝鹿）导致我们的皇帝像野兽一样乱伦。这个说法，是把责任归罪于武则天的。但是，没有确切地指出到底是武则天还是唐高宗更主动。其实，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但根据前一个记载，主动的一方还是太子。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太子殿下与武才人之间的恋情是很保密的，在太宗的时代，始终没有被发现。这说明他们的保密工作很出色。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事情被唐太宗发现，后果会怎么样。

　　根据《唐律》的规定，太子殿下与武才人的这种不正当关系属于“内乱”。这是十恶不赦的一个条款。唐律有明文规定，强奸父亲、祖父的妾或者与之合奸属于内乱。（《唐律疏议》卷一）合奸就是通奸。李治与武才人，应该不是强奸而是合奸。总之，这是一个违背人伦道德，违背当时法律的严重问题。

　　唐高宗的这个行为，打破了他以往建立起来的所有印象。至少，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李治、完全不同的太子形象。如果我们要进行性格统一论证的话，那个行为更能代表李治呢？李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有谁真的了解太子李治？没有。

　　常言说知子莫若父，唐太宗真的很了解太子殿下吗？答案是：不。

　　贞观十七年十一月，确立李治为太子已经半年多。有一次，唐太宗秘密找到长孙无忌，表示对太子不满，希望另立吴王李恪为太子。当时，他对李治的一个性格评价是李治懦弱。长孙无忌不说李治懦弱，说李治这是“仁厚”，并说这才是“真守文良主”。两个人对李治的性格判断其实是一致的，不过唐太宗从负面说，长孙无忌从正面说而已。

　　不论唐太宗还是长孙无忌，他们认为李治性格软弱，准确吗？当然不准确。欧阳修就认为唐太宗不了解自己的儿子。欧阳修在《新唐书·高宗本纪》的赞词中说到：“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他说唐太宗“昧于知子”，这是对的。

　　唐太宗不了解李治，长孙无忌了解吗？当然也不了解。

　　那么，欧阳修说李治是“昏童”，昏童，就是傻小子。说唐太宗不了解李治，没有问题。说长孙无忌不了解李治，也不错。但是，欧阳修说李治是昏童，其实也是不了解。李治要是傻小子，为什么一件错事都没有办过？李治要是性格懦弱，他敢跟庶母私通？这些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一个人所做的多种事迹，现在让我们做统一的分析，真是有些为难了。

　　那么，李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综合起我们现在所知的情况，高宗李治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但是还构不成双重人格。在父皇的权威面前，在传统的道德和政治要求方面，他低调做人，认真做事，小心谨慎。所有公认的好品质他都具备，所有正面的评价他都拥有，然而他想做的与社会不合拍的事情，他也照做不误。我们可以用八个字评语：“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北京话叫做“蔫坏”，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闷骚”。你们希望我做的，我都做得天衣无缝，我自己想做的，要你们毫无觉察。太子不是需要孝道吗，那我的孝道谁都挑不出毛病，你们还要特受感动。你看太子殿下，亲自为父皇允脓包，不肯坐车，扶着父亲的御辇步行几天。感动不感动？感动。但是，私下，竟然敢动父亲的女人，法律立场的庶母。你说这个胆子有多大？

　　李治这个大胆行为，跟隋炀帝都有一拚。据说，隋文帝临死的时候发现了隋炀帝在后宫非礼嫔妃，决定废了隋炀帝。隋炀帝抢先动作，杀了皇帝，顺利即位。这就是说，太子殿下与武才人之间的恋情如果被唐太宗发现，唐朝的历史一定大大改写，但是因为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好，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历史依旧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进。等到高宗即位以后，不再担心这个秘密暴露了，这个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更绝的是，宫里那么多的眼睛啊，他们是怎么蒙混过去的呢？我们到现在也很难理解。不得不承认，他们做事周密。做事周密的人，心思一定缜密。内心里把很多原则都不当原则，外表却温良恭俭，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感天动地，不想让你知道的事，如同没有发生。

　　现在，我们还能说太子殿下是孝子吗？当然不能。天下孝子都要这样，那还不天下大乱吗？但是，为什么太宗以下都认为太子是孝子呢？很简单，大家都看走了眼，大家都被李治的表演所蒙蔽。

　　这不正是优秀的政治家吗？可是千百年来，大家都把高宗当作傻孩子。这有多么奇怪啊。

　　那么，当我们知道李治与武媚娘的私下关系，知道他们犯了“乱伦”罪，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李治不会成为好皇帝呢？当然不能。想一想，当初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公然杀害的自己的兄弟，迫使父皇交出权力，那罪行有多大？李治这点行径，真与乃父比起来，只能望洋兴叹了。但是，后来的唐太宗我们依然认为是一个好皇帝，因为他带来了后世楷模贞观之治。所以，太子殿下如今的这个表现，还不能就此否认他的皇帝前途。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表示否定，否定什么呢？否认此前的一种错误认识，都认为唐高宗性格懦弱。唐高宗敢于在唐太宗的时代，就与庶母私通，这是一个懦弱者的行为吗？

　　性格是一种对行为的倾向性归纳，所有的性格归纳，准确性都是相对的。但是，性格归纳也不能太离谱，如唐高宗，明明是胆大心细的人，生生给说成是懦弱，这就是典型的归纳错误。因为，他在父亲健在的时候，就敢于跟庶母私通，这个行为与懦弱无论如何不能建立联系。那么，如此众多的人坚持认为高宗性格懦弱，他们能够解释他与庶母私通这件事吗？显然不能。面对危险，不管对还是错，只要有危险，就不敢行动，这就是懦弱。高宗是这样的人吗？显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明白，太子时期的李治跟武则天的私通，其危险性之高，几乎可以跟谋反相提并论。但是，皇太子还是做了。

　　唐高宗早年，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人有了懦弱的印象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唐太宗有一次这么说过，而长孙无忌并没有反对。或者，正如唐太宗自己所说的，生子如狼畏如羊，是他对李治的希望不要过于软弱。或者，李治有意地在长者面前表现得很谦逊，让长者们产生了仁弱印象。现在看来，李治的所谓软弱，是一种战略战术，他不过是在“用弱”而已。有意识地显示自己的仁弱，让人相信自己仁弱，最终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就如同当初的隋炀帝（可巧，当时也是晋王），一切表现都是既节俭又不花心，特别获得父母的赏识。最后呢，当他成为皇帝的时候，有谁会认为隋炀帝是一个节俭而不好色的人呢？

　　高宗李治的性格懦弱，恐怕不是来自早年的证明，因为即使坚持高宗懦弱的人也不能举证李治的早年行为证明。当皇帝以后，毕竟会有一些妥协。那么，那究竟是性格的证明，还是策略的证明呢？即使是隋炀帝这样的皇帝，他也有妥协的时候。当他在雁门关被突厥包围的时候，下令不再征伐高句丽，其实就是一个不得不妥协的办法，因为全国上下都在反对征高丽。妥协是政治的常态，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跟皇上的性格没有必然联系。

　　总之，说高宗的性格懦弱，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为如果追究性格，必须到早年生活中去寻找例证，而唐高宗李治的早年，缺乏这样的证明。反而是与庶母私通一事，只能让人感到，他的性格正好与懦弱相反，那是什么呢？胆大心细、外圆内方。

李世民儿子李治是什么样的人？有何功绩？

李治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治出生：贞观二年（628）六月十三日

属相：鼠卒年：弘道元年（683）

享年：56岁谥号：天皇大帝

庙号：高宗陵寝：乾陵

父亲：太宗李世民母亲：长孙皇后

皇后：先是王皇后，后为武则天子女：8子，3女（另外有一女被武则天扼死，无封号）

继位人：儿子中宗李显最得意：借皇后废立，打击顾命大臣

最失意：没有活着从洛阳返回长安最不幸：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

最痛心：王皇后和萧淑妃废死最擅长：以柔克刚

永徽元年（650）——弘道元年（683）

唐高宗李治是第三位登基的唐朝皇帝。应该说，作为一个唐朝的皇帝，李治是幸运的，因为，他继承了父亲太宗的辉煌基业。但是对于他个人的帝王生涯来说，“子承父业”同时又是不幸的。当人们观察他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往往是太宗以及贞观之治的耀眼光环；既而在他身后又是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女皇武则天，在他们两人并驾齐驱的时候，又总是被武则天抢占了头筹。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喜欢捉弄人。差不多被历史忽略的高宗，却平稳地做了35年的皇帝，这在唐朝所有皇帝当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高宗从即位的第二年改元永徽以后，在位期间，一共14次改元；除了他身后的武则天因为经常会在一年当中数次改元而有18个年号外，高宗又是唐朝皇帝中拥有年号最多的一位。

居储君：凭“仁孝”得以立

太宗有14个儿子，李治排行第九，他是长孙后所生，小名“雉奴”。贞观二年（628）六月出生在东宫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封为晋高宗《矛江叙帖》

王，七年(633)，遥授并州都督。在他前面，不仅有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而且有四子李泰，均是他一母所生的同胞兄长。在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传统当中，嫡长子具有特殊的优越。李治以皇九子的身份能够最终被立为皇太子且能继承大统，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李承乾自幼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8岁的承乾立为太子。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但他生于深宫之中，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太宗便动了废立之心，开始属意第四子，也即是长孙后所生的次子、承乾的胞弟魏王泰。

魏王泰恃宠骄横，久有夺嫡之心。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取代太子长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收敛，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而太子承乾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便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只是很快事机泄露，李承乾便被太宗废为庶人。

这时候，太宗有意立魏王泰为太子，但大臣们提醒他，如果坚持就这样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

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的一天，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单独留下了长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世绩和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说：“我三子（齐王、太子和魏王）一弟（汉王），所为如此，我心实在失望已极，百无聊赖。”说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也不再绕弯子，请他将心事赐示。此刻，太宗才回答道：“我欲立晋王。 ”须知，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娘舅，他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晋王于是急忙下拜。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聚百官于太极殿，询问诸子之中谁最适合被立为嗣君，众人异口同声：“晋王仁孝，当为嗣!”太宗见晋王李治居然成为众望所归，也一时龙颜大悦。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七日，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太宗在太子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而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又是因为他的“仁孝”与不争。关于李治的“宽仁孝友”，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孝经》，太宗就提问他有关书中的要义，李治这样回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事实证明，太宗凭借李治的“仁孝”而作出的这一决定，得到了长孙无忌等朝廷亲信大臣的拥护和支持。选立李治以后，太宗在当月下诏降魏王泰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每逢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使李治得到实际的政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借题发挥：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李治每次听了这样的话，都会马上毕恭毕敬地肃立，然后感激父皇的教诲，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太宗晚年还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总结自己，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明晰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亲征高丽的大军返回长安。由于太宗病体虚弱，需要静养，政务暂由太子代理。然而在太宗晚年，皇太子李治的主要工作是照看他父亲的身体。太宗这次卧病以来，在他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寝宫外陪住了不少时日。就是这个时候，他和同样侍奉父皇的才人武则天有了私情。这是后话。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52岁的一代英主长逝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一日， 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承大统：非“昏懦”可定评

命运似乎注定要考验这位“仁孝”的新君。高宗即位当年的八月，就在他安葬太宗于昭陵的始建于永徽四年（653）的南昌滕王阁（民国初年）

时候，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晋州尤其严重，房屋倒塌，一次致死者5000人。这一年，天下诸州，水旱相继，关辅之地，又遇蝗灾，而且，晋州地震竟然持续了二年多。这的确给以新君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难题，更何况李治还是曾经以晋王的封爵升任储君而得天下的。就当时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这自然会给刚刚当国的高宗带来极大的压力。他除了“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妥善安置善后以外，第二年（650）五月，他还就此事在朝廷上公开与群臣交流，并表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朕初登大位，因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屡发生地震。这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所致。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新君即位后的丰采在不经意当中显示出来。

然而，对于高宗的当政，历史上颇有“昏懦”的评论。至迟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这样评价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对高宗做出全面的评价，应该是史学家们着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而高宗也无法从他父皇的笼罩下摆脱阴影。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绩。然而，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再说，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万户。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此外，国家疆域在拓展，国力在增强，民族关系在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又如何会使高宗得到“昏懦”的评价呢？

“唐律”残片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召各地地方官问以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并且，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样虚心求谏与太宗的政治作风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宽平公正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与贞观时期相比也是一脉相承的。

再从征伐高丽的战果来说。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太宗去世后，因避讳，改名绩）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高宗遣归方士（明《帝鉴图说》）

再者，从他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对于御医的治疗他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而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他说：“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这与太宗服食丹药而死形成了强烈对比。

也就是说，即使把他和太宗的个人风格做一比较，说他“昏懦”也很不客观公平。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具有强烈的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为主导的评价色彩。此事牵涉很广，我们还会在“武则天”一节中谈到。这里我们只是想说，高宗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高度近视眼之类的疾病），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二是由于武则天自身素质高，与他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委政于她的主要原因。而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国之小君，可以“母仪天下”，也能够得到很多的政治便利，皇后参与国家政务自然有其政治土壤，更何况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所以与历史上评价武则天是“专作威福”并不相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664）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 “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撒手人寰还约有十年。那么，这样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无疑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再者，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更何况，他还常常会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地依赖武则天一个人。在高宗的帝王生涯中，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他不仅在永徽年间勤勉国事，每日上朝，而且，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

再说，高宗在处置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也从来不见昏懦和缩手缩脚。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652）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案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共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声称太宗三子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又有一大批人像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贬岭表，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株连很广。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毕竟也是假手皇帝。高宗如此处理事情的手段，如何会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这样的作风如何能与“昏懦”挂钩？！

转自:正说唐朝二十一帝 作者：任士英 出版社:中华书局

李治是什么王

李治是晋王。

唐高宗李治（628年7月21日[1]－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中国唐朝第三位皇帝（649—683年在位），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其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是嫡三子。贞观五年（631年）封为晋王，后因唐太宗的嫡长子皇太子李承乾与嫡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他才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位于长安太极殿，开创了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李治在位三十四年，于弘道元年（683年）驾崩 ，年五十五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

历史上李治是个怎么样的人

传统史家认为唐高宗碌碌无为。但事实上，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已使“贞观之治”岌岌可危，高宗刚登基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高宗未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二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高宗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

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李世民冷落。他在位前期，唐代的领土最大，有的史书称为“永徽之治”。

起初，他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有染；太宗崩后，武则天出家，高宗又把她接回宫中为昭仪。李治的皇后本来不是武则天，是王氏，后因为与萧淑妃争宠，引入武氏，最后两人皆被武氏反食，斩去四肢，泡入酒内；武则天称之“骨醉”。于是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但是武后并不为高宗母舅的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集团所容，武后遂设法除去她的敌人。高宗因武后慢慢有主导政局的趋势，一度有废后的打算，未料计划被武后得知，事情遂作罢，但是协助高宗拟诏的上官仪则遭灭门。这件事情过后，高宗再也无由压制武后，后来又因眼疾问题，使得主政权完全操纵于武后手中。唐高宗曾在皇后的建议下使用“天皇”称号，与“天后”武则天并称二圣。

李治本性仁慈、低调、俭朴，不喜兴土木，不信方士长生之术，不喜游猎，却也无大志，与四兄李泰争太子位时，也曾流泪哭泣。所以，唐高宗不是个事事称职的好皇帝，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高宗后期的治世，有赖武则天执掌朝政。

根据史书记载，李治长期有头痛与眼睛毛病，时常无法下判断，到晚年，眼睛几乎全盲，曾请御医秦鸣鹤（据考证来自东罗马帝国）医治，秦鸣鹤主张对脑针灸，武则天坐在幕帘后面大怒，认为要刺杀皇帝，李治在情急下则认为不妨一试，短时间内果真有效，但最后仍无法根治。

“永徽之治”指的是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治世。唐高宗共在位三十四年（649年—683年），前六年号永徽。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与李绩（徐世绩）、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他们君臣都牢记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训令纳谏、爱民，高宗即位时即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训令崇俭，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高宗君臣们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开疆拓土

唐高宗时，朝鲜半岛分成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六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高宗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年），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高宗即位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

武氏沉浮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在侍奉太宗之际，武氏和李治相识并产生爱慕之心。唐太宗死后，武氏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次年五月，被拜为二品昭仪。

不久高宗欲废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对此，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表示反对。李义府、许敬宗等却迎合帝意，表示赞成；宿将李绩则奏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在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终于在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皇后，立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均遭贬斥，不久，长孙无忌被迫自缢，褚遂良则被流放至更遥远的爱州（今越南清化），死在那里。

显庆(656年～661年)末年，高宗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皇后武则天得以逐渐掌握朝政，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公元675年，唐高宗患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皇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道：“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唐高宗因而暂时停议。武则天得知后，就召集了一些“文学之士”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约千余卷；并且密令参决百官疏奏，以分宰相的权力。不久，高宗下诏：“朕方欲传位皇太子，而疾速不起，它申往命，加以等名，可兹为孝敬皇帝”。 同时于4月13日（后上元二年三月十三日）诏令：武后摄政。公元676年12月，改元仪凤，布施大赦天下。由此直至高宗驾崩，武则天全面掌控朝政，并亲自造字“曌”。

李治是在什么条件下继位的?

李治的出生并不平凡。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千载可称，一人而已”的唐太宗，母亲是“贤哉长孙，母仪何伟”的文德皇后，更是因为他的甫一降世就让父亲欣喜之下大宴群臣，而有幸在这一天出生的人也因此得到了赏赐。所以李治的诞生，排场不可谓不大。

等到贞观五年李治受封为王的时候，李治的独特地位更是凸显了出来。因为唐太宗将这个小儿子册封为了晋王，随后又授予了并州都督一职，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但凡对唐朝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所以唐太宗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对这个幼子的宠爱之心可见一斑了。

当然，李治也很不辜负父亲的厚爱，从小就很聪慧。据说李治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能抓着笔写下一个“敕”字，想来是唐太宗批阅奏折时经常抱着他，甚至兴致大发曾教过他这个字的原因，所以李治才能依葫芦画瓢地将之写出来。史书还记载了李治对父母十分孝顺，对兄弟也很友爱，唐太宗曾经考察他对《孝经》的理解，李治是对答如流，唐太宗闻言更是高兴万分。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对于李治来说，童年温馨美好的时光是那么的短促。

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刚刚过完八岁生日的李治自此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而曾经父慈母爱的和暖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年幼的李治哀伤异常，唐太宗心疼自己的小儿子，索性将李治兄妹接到自己的寝殿一同居住，于是《唐会要》上便留下了这样一笔记载：“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而放眼整个大唐王朝，被皇帝亲自抚养长大的皇子唯有李治一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殊荣！

不过唐太宗对这个小儿子的偏爱并不止于此。在李治已经遥领并州都督的情况下，唐太宗又加封他为右武候大将军。等到贞观十六年的时候，李治更是连自己的封地都没去就直接上朝参与政事了。对此，史书上特别用了“特深宠异”这四个字来形容唐太宗对李治的溺爱之情。

原本李治可以就这样，作为一个备受宠爱的皇子亲王在父亲的膝下逍遥度日，然而贞观十七年的易储风波却将李治也卷了进来。

李泰为了尽快得到皇位的继承权，对父亲表示自己愿意百年之后杀子传弟。结果褚遂良一举揭穿了李泰的谎言，并向唐太宗进言：“此次太子的叛乱，说白了就是您不懂节制的宠爱造成的。前事不远，吾属之师，如果您打算立李泰为太子，那么就将李治打发到自己的封地去吧，免得最后一个都保不住。”然而唐太宗在听了褚遂良的话后，反应却是非常的特别，既不是对李泰谎言的恍然大悟，也不是沉默不语，更不是痛骂指责，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褚遂良向他提出的要求上——让李治去自己的封国。面对这样一个要求，唐太宗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回答。《旧唐书》写到：“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

唐太宗舍不得离开他的这个小儿子，舍不得与李治分离，甚至一想到以后他与李治每年只能见到屈指可数的几面，就忍不住潸然泪下了。所以唐太宗为了同时保证这三个爱子的生命安全，将李治一手扶上了储君的宝座，册立为太子，而此时的李治尚不足十六岁。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对李治的宠爱一如既往，甚至可以说是更甚以往。

李治的长子李忠出生，虽然是庶出，但唐太宗十分高兴，不仅在宴会上“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封郡王的制度，将其册封为了亲王。而唐太宗先前一直将李治安置在自己寝殿的一侧，即便是在李治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让他按制住到东宫去。直到贞观十八年刘洎上书，贞观二十年褚遂良上书，唐太宗这才答应了让李治每个月一半的时间住到东宫，一半的时间仍留在自己身边。更有一次唐太宗在大怒之下要斩苑西监穆裕，李治挺身而出犯颜进谏，结果唐太宗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得意地说：“皇太子自幼在朕膝前，常常看到朕虚心纳谏，所以潜移默化之下，便有了今日之谏。”

不过相比唐太宗征高丽时那些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肉麻事件，这些溺爱的事迹已经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说到征高丽时的肉麻事，首当其冲的便数那封《两度帖》了。

《两度帖》原文：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征高丽，李治身为太子留守在后方。李治非常思念自己的父亲，请求上表问候起居，于是唐太宗为了彼此能够及时了解对方的状况，首创了飞表奏事制度，这封信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几乎所有人第一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很难相信会是唐太宗这样的一国之君写的。尤其是那几句：看不到稚奴你的信，爸爸我就“忌欲恒死”；看到了你的信后才放下心来，就像“死而更生”；最后再来一句爸爸想你想到“忆奴欲死”——读来真是令我们这些现代人都觉得肉麻得很。

不仅如此，李治在听说唐太宗征战期间一度距离“贼城不逾百步”后，紧张到“魂飞胆战，莫知自处”，连忙向自己的父亲表示“伏愿思宗社之重，以亿兆为心”，告诉他打仗别那么勇猛，做儿子的很担心。于是唐太宗立即回了一封《克高丽报皇太子书》，表示自己自从收到他的信后，因为想着自己的儿子会担心，“所以不执斧钺”，而且“此后必不亲行阵，勿为忧虑也。”

而且就在唐太宗亲征高丽之前，李治是一路送到了定州。直到不能再送了，面对依依不舍的爱子，唐太宗就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不到我们父子二人再相见的时候，我绝不会换下这身衣服。” 所以后来唐太宗的衣服是穿脏了又穿破了，连大臣都看不下去了劝他换一件，他却死活不肯答应。还是等到李治进献了新衣服后，唐太宗这才换下了身上这件已经穿烂了的袍子。

等到唐太宗征辽回来后又准备巡幸灵州，本打算带着李治一起前去，结果张行成上疏说：“臣听说皇太子要陪同陛下一起去灵州，不过臣认为皇太子入居东宫陶冶德行为时不长，与其陛下因私爱而让太子出朝陪同，不如乘此时让太子留下来监国，接待百官商议朝政决断众事，熟悉朝廷事务，这样既可安定京师重镇，而且又可向四方显示太子的圣德。”唐太宗认为他说的有理，便将之提拔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重，李治亲自照料自己的父亲，鬓边的头发都变白了。唐太宗感慨道：“你这些天吃不好睡不好，亲奉汤药不离左右，就是为了照顾我，年纪轻轻两鬓就有了白发，比古时候的文王还要孝顺。就算我死了，想来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就在这一年五月己巳，唐太宗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六月甲戌朔，李治即位，是为高宗皇帝。

纵观李治前二十二年的人生，可谓是在唐太宗的呵宠下长大的。即便是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仍对这个爱子宠溺异常，种种待遇都有违常制，对李治处理政务的能力也可以说是手把手地言传身教。

史书中就有记载，唐太宗每次上朝时就让李治在一旁学习，有时候还让他亲自参议政事；考虑到李治自幼长于深宫，对民间疾苦并不了解，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抓着了一些细枝末节，唐太宗也会充分利用起来进行教导，比如吃饭的时候就告诉他，只有不夺农时才能保证一日三餐的供给正常。也正是在唐太宗的悉心教导下，李治才能够继贞观之后开创出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

所以我们今人虽然只能透过冰冷的史料来回顾这段父子情深，但是从这些白纸黑字中，依然能感受到唐太宗对李治的拳拳父爱，以及正是在这拳拳父爱中成长起来的唐高宗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