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律师何启：因为中国没有平等的司法制度，所以外国人仍欺侮

1872年，有一位广东南海青年何启来到了英国。何启（1859—1914），字迪之，号沃生。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南海。早年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13岁就读于帕尔玛学校，1875年进阿伯丁大学学医。

阿伯丁大学位于风景秀丽的苏格兰东海岸，1495年创立，该校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四所大学之一，是著名的教育和研究中心，特别是在医学方面，享有很高的盛誉。何启考进这所大学，再一次验证了中国人并不是低能儿。况且，在阿伯丁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何启一直学习优秀，多次获得学校的奖项。在一二年级时均获得了荣誉证书，并在二年级时获学院奖。第三年即获医科学士学位，第四年又取得外科硕士学位。1879年，何启通过了伦敦皇家外科学院的考试，获得院士资格。何启优异的学养、聪明和智慧，吸引了英国同学的羡慕，英国议员霍根的女儿雅丽丝对他更是青睐、爱慕。后来，他们彼此相爱，在当时的英国成为爆炸性的新闻。

本文根据《少年行》

1879年，获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何启进入林肯法律学院学习，这个决定与他的女友雅丽丝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林肯法律学院是英国伦敦最负盛名的四大法学院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善的教学设施，师资力量也十分雄厚。何启在林肯法律学院的学习也十分优秀。

何启在林肯法律学院三年，取得了衡平法、地产与个人财产法等高级学者头衔。1881年，何启又获得高级法律学士学位，取得大律师资格。这些成就，连当时的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也惊讶不已。

在英国这样的法治国家里，大律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要获得这样的资格绝非易事。吴宓先生在《悼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对于大律师资格的获得过程这样写道：

英国大律师出庭辩论大案件。其在大律师下之律师，则为办案事务律师。大律师出庭，法官甚惮之，大律师由“吧”(Bar)出身，故名望甚尊。英国之“吧”有四，以“哥伦比亚吧”、“林沁吧”为最著，伍博士与沃生，即由此两“吧”出身者也。由“吧”出身，所以可贵，因习法律得大学学位后人“吧”，“吧”中皆伦敦最高地位，最有学术德望之人，每日在“吧”中会议进餐，不仅授予新人“吧”者以种种学识，且每餐必会谈其有用之经验。“吧”期凡四年，如“吧”期已满，餐数不满四年者，逐日计算，须足四年在“吧”中进餐之数，方能出“吧”称大律师。[1]

作者新书《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吴宓的记述，道出了获得大律师资格的诸多不易，但这一件事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何启获得大律师资格后，与雅丽丝喜结连理，他们的结合，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1882年春，夫妻双双回国。何启先在香港从事律师职业，曾受任为太平绅士，并长期担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1884年，爱妻雅丽丝不幸病亡，不久小女儿也离开人世。接连的打击使何启痛不欲生，同时也让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发展医疗事业、保证国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887年为纪念亡妻，他与人集资创办了香港雅丽氏纪念医院，此为香港第一家教会医院。医院开办后，由于设备完善、医生技术水平高，赢得中外人士的认可。后在当地知名人士的资助下，何启又于1904年建成了香港第一间产科医院——雅丽氏产科医院。

何启回到香港以后，一面行医，一面执业律师。虽然身在香港，但他对国内的政局十分关注，心中怀有变革中国的宏图大志。1887年，他在香港《德臣西报》上发表文章，建言朝廷实行改革，把握时机，学习西方，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与列强抗衡的现代化文明国家。这篇文章发表后，何启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的政局与国情。

何启撰写文章有一个习惯，他常常先用英文起稿，然后由他好友胡礼垣译成中文，然后在香港的中西文报刊上刊出。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1900年，两人把历年合著的论文加以整理编辑成书，名为《新政真诠》，在香港出版。1900年何启的《新政真诠》一书出版，书中有《曾论书后》的文章，对驻欧公使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大加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清廷洋务派官员学西人之技以图自强功利心态的否定。

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有一段“治国者必先使外侮既绝，方可内修国政，犹之治家者必先使壁宇完固方可条理家规”[2]的话，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必先杜绝外侮，才能内修国政；就像一个家庭，必须要房屋坚固，才能使家庭变得有条理有家规。

何启认为，曾纪泽的观念，是重外轻内本末倒置之举，是一种短视的功利表现。联系到中法战争的失败，朝廷还不能觉醒，而是讳疾忌医，仍然坚持只要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技术，就可以强国的观念，而不去思考彻底的内政改革。何启在《曾论书后》中说，中国最大的弊病在于政令不修，民风不振。因此，他在文中对曾纪泽说：

读侯之论，盖深知中国之宜修者矣。独惜其以后为先，以本为末，功与效未分其际……一国之所以称盛者，非徒多战舰炮台也。以战舰炮台，国皆能置故也。壮士之所以称强也，非但能擐甲执兵也。以擐甲执兵者，人尽可为故也。侯欲治外，请自治内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3]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军事上连连失利，曾纪泽认为是没有坚船利炮，没有善于作战的军队所致。对此，何启则反驳说，中国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为什么仍然失败，外国人仍然欺侮中国，无视中国的法律呢？何启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平等的法律条例，没有公平的司法制度。

何启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律例不平，法司不公，才是中国无法达致真正富强而令列强尊重的根本原因。造成这种缺乏公平的政治，是由于“政令不修、风俗颓靡”所致。何启在文中告诫，如果仍然执迷不悟，纵使中国的军事与列强相比强十倍，也不能“遵纪刚于与国，等使权于列邦”。[4]

那么，如何修政令，救风俗呢？在何启看来，必须以信立国，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世界。以信立国，重要的是推行公平的政令。因而，他强调，公平的政令是国家的根本，他说：

夫一政一令，在立之者无不自以为公，自以为平，而公否平否，当以民之信否质之，乃得其至公至平。且一政一令，在行之者多亦自谓无不公，自谓无不平，而公否平否，亦当以民之信否证之，乃得其真公真平……然则公平者，还当求之于民而已。民以为公平者，我则行之。民以为不公平者，我则除之而已。公平无常局，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公平有变法，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夫如是，则民信矣。[5]

何启像

何启还认为，制订公平的政令，要以人民的意志作为出发点，以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为标准，就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如此，人民就会对政府增加信任，增加信心，国家的威信便可以建立起来。这样，国家的政令也可以得到贯彻执行，国家的长治久安，民心的凝聚，从而可以抵御外侮。何启进一步说：

民信，则借款可以兴；借款兴，则商务可以振；商务振，则大利可以图；大利图，则军威可以壮；军威壮，则外敌可以宁。至外敌宁，而复加以保泰持盈之学，使其效至于神武不杀，至德无功，则治天下之道尽于斯矣。[6]

何启希望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公平政令，取信于民，使亿万民众团结一心。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强大，无敌于天下。他把政治改革视为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使中国富强，除了政治改革，何启还认为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建设工程，是中国富强的重要一环，因此，他在创办医院、传播新思想的同时，积极的开办新式学校，培育新式人才。他认为靠科举取士选出来的人才少有真才实学，靠捐纳制度任用的官吏更是不学无术，鸦片战争以来，国势日衰，列强欺侮，索要多端，国内政治动荡，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的。

1900年，东华新院暨保良局开幕，何启（中）、辅政司骆克与其他官绅合照

为推进中国近代化建设进程，何启主张朝廷应颁布政令要求各府县建立新式学校，各省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新学事务，新式学校除开设中文课，也要引进西文、国际法、西医、地理、化学、机械工程、矿务、军事等学科，如此以往坚持下去，既可以改变陈腐的体制，又可以通过新式人才实现国家的富强。

何启深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他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表现出西方的特性。他的一生与传播西学紧密相连，并在传播西学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希望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富强模式为中国寻找到变革自强的方案。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认识不足，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和糟糠也未能给予批判和揭示，他的观点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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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喜所主编，刘集林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第 209、210 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9 月版。

[2]林启彦：《严复与何启——两位留英学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3] 《曾论书后》，郑大华点校：《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 100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4]林启彦：《严复与何启——两位留英学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5] 《曾论书后》，郑大华点校：《新政真铨——何启·胡礼垣集》，第 97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6]林启彦：《严复与何启——两位留英学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