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上囚籍。明成祖阅毕问道“缙犹在耶”，纪纲遂在锦衣卫监狱里用酒将解缙灌醉，埋在积雪当中。解缙当即死去，时年47岁。

一、解缙平生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明初大才子，江西吉水人。解氏家族是“世有科第”的文化世家。在吉水更有“唐宋诗书第一家”之美誉，堪称名门望族。解缙的祖父解子元，元代进士，安福州判官，“以名进士死节，赠中书平章”；父亲解开，国子生出身，元末辞参知政事，为一代大儒，学者称“筠涧先生”；母亲高妙莹，进士高若风之女。解缙7岁就能作诗，且出语不凡，“诸生学士观如堵”，有“神童”之称。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未弱冠的解缙在江西乡试中拔得头筹，转年会试礼部中第七，殿试时主考官认为他的策论立论过高，结果放榜时被抑置第三甲。不过，解缙才子的名声早已尾巷流传。开国皇帝朱元璋特授他为中书庶吉士。

中书舍人制度是明代秘书制度的核心，中书舍人地位虽低，但在明代中央行政决策中作用颇大。作为皇帝秘书的中书舍人为近侍之臣，因专门负责誊写诰、敕、策、符、铁券而有机会参与中央行政决策。解缙在任中书舍人时还曾一度入直翰林文渊阁。“承乏词垣兼知制诰，亲闻上语”，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少年得志的解缙以唐虞三代的谏净名臣为楷模，致君尧舜之心尤为追切。他疾恶如仇，屡上封事揭发奸佞。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月，兵部尚书沈借妒忌解绮的才能，与解缙多有不合，便向朱元璋诬告解缙“入部堂索皂隶，语嬉慢，非礼”。朱元璋说“给以冗散自态耶。”将解给改职为江西监察御史，一脚把解缙从自己身边踢开。在监察御史任上，他先代同官上章，弹劾上司都御史袁泰；后又代人秉笔，替被皇帝诛杀的韩国公李善长打抱不平，以致“廷臣多害其宠”，不为同列所容。

洪武二十四年(1391)五月，任御史不到三年。皇帝看到解缙不懂得官场上的韬晦哲学，便以“大器晚成”相勉励，让他回乡读书，闭门思过，十年为期。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逝世。尊从诏旨归读八年的解缙进京奔丧，结果遭到权臣弹劾，被贬为河州卫礼房吏。

解缙在河州为吏仅一年有余，就对河州一带的士人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才华横溢，“诗文草书遗留”甚多，因此“河西士夫称不绝口”，且“有得其片纸只字者，藏以为珍玩”。解缙师法元末明初书法名家危素、詹孟举，其小楷书端庄精妍，行草、狂草独步当世。河州镇边楼上的“镇边”二字就出自解缙的手笔，其《登镇边楼》一诗被题写在镇边楼的匾额之上。

后解缙被建文皇帝从河州召回，为翰林待诏两年。“靖难之役”后．解缙迎附燕王朱棣．因为豪杰敢言和出色的文翰之才，被选入内阁，参决机务，后官至地位尊崇的翰林学士，成为与皇帝朝夕相伴的机要秘书，帮助朱棣迅速完成了从藩王到皇帝角色的转变．对于稳定永乐初年动荡的政治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

直言不讳，开罪成祖

但让人痛惜和遗憾的是，解缙虽然得到了明成祖的高度信任和宠爱，但他刚直耿介的性格始终未改。他不仅好臧否人物，招致同僚的反感和仇怨，还因直言得罪了明成祖。

第一，弃安南

安南，又称交趾一作“耻”，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唐调露元年，在今越南北部置安南都护府，省称安南府。“安南”之名即由此开始。五代晋时独立，建国号为瞿越、大越等。北宋开宝三年封其王为安南郡王。南宋淳熙元年改封安南国王。此后即称其国为安南，一直延续到明初。

明惠宗建文二年（1400年），安南国相黎季势大杀王族陈氏，改姓名为胡一元，自称是舜裔胡公满的后代，建国号为大虞，纪元夭圣，立其子黎仓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永乐元年十一月，黎季潞上表明成祖，说陈氏绝后，黎仓为陈氏甥，要求权署国事。明成祖封黎仓为安南国王。永乐二年八月，老挝军民宣慰使刁缘歹遣使护送前安南王的孙子陈天平来朝，报告了黎季斧大杀陈氏的罪行。永乐三年正月，明成祖遣御史李琦等前往安南，询间其中缘由。六月，黎季潞遣使阮景真随李琦上表谢罪，并请陈天平归国。十二月，明成祖派行人聂聪送陈天平归国，并由征南副将军黄中等率军千人护送。将至安南芹站，黎季擎的伏兵鼓噪而出，陈天平当场被杀，聂聪也遇害，余众逃还。明成祖闻奏，非常气愤，对成国公朱能说“蕞尔小丑，乃敢欺我！此而不诛，兵则何用”朱能叩头说“逆贼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请仗夭威，一举珍灭之。”在场诸将齐声附和。于是明成祖决意兴师安南，讨灭黎季潞。

鉴于陈氏无后，又决定郡县其地。这时大兵即发，解缙劝谏说“自古化外之民，反复不常。但今奉正朔，效贡职，羁糜之而已，不可以为郡邑。”。其实解缙的这一思想早已有之，他在《大厄西封事》中就已建议朱元璋“布垦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贪”。明成祖很想有一番作为，以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树立起有如汉武帝那样的帝王形象，因此对解缙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永乐四年七月，数十万明军分由广西、云南两路，且进且战，经过了几个月的激战，自黎季擎、黎仓以下王侯将相全部被擒，安南悉平。永乐五年五月，明成祖在交趾建省，置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下分府、州、县。平定安南，郡县其地，当然使明成祖踌躇满志，从而更加深了对解缙的反感，于是借故将其贬出京城。

但是结果却正如解缙所预料的那样“不可以为郡邑”。永乐六年八月，交趾简定首先反叛，称日南王，改元兴庆。以后反叛军此起彼伏，明军疲于奔命，连连受挫，死伤惨重。到宣德二年，宣宗不得不册封陈昙为安南国王，一切仍按洪武旧制。

史书称“交趾内属者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餽饷至百余万，转输之费不与焉。至是弃去。官吏军民还者八万六千余人，其陷于贼及为贼所戮者不可胜计。”

第二，定储位。

在封建社会里，把立皇太子看得很重，称为“定国本”。早在“靖难之役”时，燕王朱棣就因其次子朱高煦“数力战有功”，许诺他在事成之后立为太子。永乐初年，明成祖召集淇国公丘福等二三位武臣讨论建储问题，文臣当中只有金忠参加。这些武臣当年跟随朱高煦南征北讨，认为朱高煦“有扈从功”，一致请求立他为太子。但是金忠认为这样做不妥，并讲了许多有关历史上嫡子与庶子争斗的故事。讨论出现了分歧，储位一时定不下来。

后来，金忠把这件事情偷偷地告诉了解缙、黄淮和尹昌隆。一次，明成祖密召解缙议事，征求他对定储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成祖默不作声。解缙叩头又说“好圣孙。”圣孙，指的是后来的明宣宗。明成祖这才点头称是。于是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皇长子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次子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但是朱高炽怯懦寡断，明成祖感到“不类己”，很不满意，因此“时时失帝意”。而朱高煦却暗地里结交明成祖的左右大臣，时时在明成祖跟前进奏皇太子的谗言，于是“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这时解缙又劝谏明成祖说“是启争也，不可。”明成祖一听非常恼火，认为解缙离间了他们骨肉，于是对解缙恩礼遂绝。永乐四年，明成祖对内阁成员每人赏赐一件二品纱罗衣，独独解缙没份。

趁淇国公丘福把禁中密议定储的事情泄漏之际，朱高煦对成祖说“藩府之旧无泄者，其绪泄之。”把一盆污水全部泼到解缙身上。明成祖毫不作调查，完全相信朱高煦的谗言，把解缙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当解缙刚刚起程，礼部郎中李至刚又奏报解缙“怨望”，于是又改贬交趾布政司参议。解缙到交趾，其主要任务是“督饷化州”，即在广东化州为在交趾的明军前线督运军饷。永乐八年，解缙奏事入京，适逢明成祖率军北征，解缙参拜皇太子后就回化州去了。明成祖回朝后，汉王朱高煦又诬告说“解缙瞰上远出，觑储君径归，无人臣礼。”适逢解缙从纪州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明成祖震怒，诏逮解绪至北京下狱，在狱中拷掠备至。之后，解给在狱中度过了五年艰苦的岁月，到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就出现了我们文中开头的那个结局，一代才子解给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三、解缙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

1、解缙是明代专制皇权高度膨胀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君尊臣卑、宗族本位的大共同体社会封建官僚依附于皇权的社会人格。要求入朝为官者言事持中、谨言慎行，在皇帝没有表态前不能急于发表意见。而明初宰相制度的废除，使封建专制皇权高度膨胀，传统政治不断恶化，宦官和厂卫同流合污，特务政治公行，廷杖、诏狱、文字狱成为明代政治暴虐的标志，君臣关系完全蜕化为主奴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中理学定于一尊，八股取士更使士大夫从思想上彻底认同和服从皇权。

《明史》列传部分的“传赞”充分显示。为时人和史家称许的“为官能持大体”的官僚无一不是谨言慎行，充分表现出臣子对主子的恭敬和顺从。

少年解缙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朝野上下万马齐喑的氛围。他忠心耿耿而又性格刚直，难免与皇帝的意志发生冲突，诸如上呈《大庖西封事》，指斥汉王“逾礼夺嫡”的不义之举，竭力反对皇帝劳民远征，诸种行为都属于批鳞逆心之举。结果他被皇帝加以“离间骨肉”的罪名．成了皇族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2、解缙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中国古代君尊臣卑和家族本位的大共同体社会形成了封建官僚亦主亦奴的社会人格，秉承“清、勤、慎”的官箴。这种社会人格决定了整个官僚集团的为人处事和行为趋向极其一致。

如钱钟书先生的所言：“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纷争。常表现为嫉贤仇美这一不治之症。女无论美丑，入宫见妒；士无论贤与不肖，入朝见嫉。故平庸之徒可平安到老，而才智过人惨遭杀害者则属恒常事。”

解缙疾恶如仇，喜欢臧否人物，不掩人过，勇于挑战封建官场以言为讳、论资排辈等潜规则，打破了整个官僚集团内部的平衡状态，进而影响到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所以，他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解缙才高不达的人生悲剧可以借用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理论来解释：解缙虽为“负奇气、抱俊才”的“良币”，但是终因封建官场上“劣币”——阴阳两面的官僚充斥而被驱逐出局。

3、解缙是封建社会“位卑言高则为罪”言谏戒律的牺牲品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言谏和纳谏(或拒谏)的关系充分反映了君尊臣卑的等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位卑言高则为罪”的言谏戒条，这就暗示作为上天之子和人间圣人的皇帝理所当然要比臣民更具远见卓识。因此，历代臣子进谏时形成了“言谏不露”的特点，即要求进谏者字斟句酌、委婉讽喻，不可触犯君主权威和显扬君主过错，否则必然为君主的权势所伤，因而封建史家和时人所称道的是宋濂那样“不激不随，从容详慎”的劝谏辅佐之臣。

明人黄佐在考察了近侍阁臣的遭际之后，就曾经发出“为君难为臣不易，为近侍内阁之臣尤难”的感慨。

解缙刚直不阿．在看到有皇帝撑腰的汉王的不义之举时，直言“是启争也，不可”，显得锋芒毕露。他博通经史，坦言“安南古羁縻国，不足置郡县”，与朱棣讨伐安南黎氏父子篡逆以昭示自己登极为顺天应人的举动发生强烈冲突，因此，被专制皇帝视为挑战其独尊权威和彰显君主过错的轻狂之徒，皇帝自然对其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历史上不乏像解缙这样敢直言的君子，在被贬谪后他就自比屈原、贾谊、李白这些怀才不遇的名节高士。这些被时人目为轻薄狂妄之徒的士大夫其实都忠心耿耿．只是没有顺从君主意志。解缙因直言被同僚视为异端，被不可一世的君主视为藐视皇权的狂妄之徒，被封建史家目为不识为官恭谨大体之人。

四、结语

纵观解绪的一生，重义轻利，遇事向前，刚直不阿，表里洞达却“以言取祸”。正因为如此，他必然不为他所处的那个君主专制制度下效纳愚忠和甘作奴才时代所容受，所以朱元璋父子两朝，对待解络都是乍同乍异，忽亲忽疏，到最后则必欲去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