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梁纥野合而生仲尼，司马迁为什么说孔子是“野合而生”

司马迁为什么说孔子是“野合而生”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是《史记》中记载孔子生平的一段文字。

孔子的父亲什么时候生孔子的

孔子，关于他的身世也只是一个不解之谜。

孔子的父亲生孔子时已经71岁了，而孔子的母亲才17岁。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前622年—前549年)，春秋时期鲁国人。宋国的贵族，后来流亡，来到了鲁国昌平陬。叔梁纥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人才和品德非常的出众，博览群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还身怀武艺。大家称赞叔梁纥、孟氏秦堇父、鲁国将军狄虒弥为“鲁国三虎将”。

　　叔梁纥逃亡到鲁国之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其夫人施式为他生了九个女儿，小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这位男长子，名为孟皮，字伯尼。但是伯尼在童年时期遭遇不幸，身体留下缺陷，不能继任叔梁纥的后位。于是，叔梁纥将邹曼父过继到自己的门下，让他与伯尼生活在一起。虽然过继来了个儿子，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骨肉。自古男儿传宗接代是最重要的事，这让叔梁纥沉浸在无子嗣的苦虑中。告老怀乡之后，温柔贤惠的原配夫人就劝他再纳妾。感于夫人的真心和对后继之人的期盼，于是向颜家求婚娶得了美娇娘颜三小姐，并成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儿。因为这个男孩是在尼山怀上的，所以取名为孔丘，也就是对后世做出极大贡献的孔子。

　　生下孔丘时，叔梁纥已经70高龄了。三年后，叔梁纥重病，死后葬在了防山。孔子成为一代大儒。叔梁纥因此受到历任皇帝的赞赏，封谥启圣王。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作为世界文明的的圣人--孔子，关于他的身世也只是一个不解之谜。

自千百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真原因，引来不少人的关心。虽然历史资料中有些记载，但大部分都是被神化或者是大概的描述，总之也给我们可留下了破解孔子身世之谜的依据。

对孔子身世的记载，最为详细的是在《孔子家语》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的家世，还对他如何向颜氏求婚，如何与颜徵在结合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但在司马迁指书中就有一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至于其中的“野合”究竟是什么意思，引来多数人的猜测。

第一种说法就是，所谓“野合”，是指这位少女(颜征在)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这种说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第二种说法就是所谓的“野合”是指不合礼仪的交合。在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就是这么认为的，又比如在《论语》中说：“野者，由也”，“先进于礼乐，野人也”，都说明了“野”是不合礼的。

第三种说法是从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来说，“野合”就是在室外、野外交合，由于叔梁纥和颜氏女在尼山之上交合而得孔子，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有一个哥哥。

孔子的父亲几岁生下他???

六十多岁据《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先娶了鲁国人施氏之女为妻，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但孟皮却是个瘸子，身有残疾。在古代，按宗法社会的要求，这样的儿子是不能“继嗣”的。因此，晚年时，叔梁纥又向颜氏求婚。关于叔梁纥向颜氏求婚之事， 《孔子家语》记载得颇为详细：颜氏有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叫徵在。颜氏问三个女儿说： “陬邑大夫叔梁纥，虽然父、祖为卿士，但他是先圣王裔。此人身长九尺，武力绝伦，我很喜欢他。虽然年龄有点大，性情有些严厉，但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你们三个谁愿意做他的妻子?”两个大女儿都默不作声，小女儿徵在上前回答说： “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不用再问了。”父亲听出了这话的语气，说： “你能行。”于是就将小女儿嫁给了叔梁纥。这段文字写得很生动，近似于小说的语言。颜氏在向女儿介绍情况时，只是说叔梁纥年纪有点大，但并没有说他具体有多大。事实上，这时的叔梁纥已经六十多岁了，而颜徵在只有二十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随后写道：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一年后，颜徵在果然为叔梁纥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遂了他求子的心愿。但由于司马迁的这一条记载引发了一桩孔子研究史上的公案。何谓“野合”，按照现在的理解，野合有男女私通之意。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在解释为什么颜徵在不告诉孔子叔梁纥的坟墓在哪里的时候，就说过： “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意思很明显。史家认为，“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按此说法，说孔子就是一个私生子。

孔子真是私生子吗？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儒家思想统治着中国封建社会达数千年之久。对那些受儒学教育影响颇深的人来讲，孔子已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圣人了。只要是孔子曰，那讲的便无疑是真理。

孔子究竟是圣人还是凡人暂且不论，仅就孔子的出生，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孔子其父叔梁纥，其母颜徵似不成问题，但问题严重的在于“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不是说孔子非正常婚育而生吗？

唐朝人氏对此曾作过解释：“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所谓不合礼仪，充其量也不过就是老夫少妻而已。这在今天已不属罕见，据说在古代也是常有的事。只是这事出现在圣人的父母身上，就显得令人难以接受了。

另据蔡尚思等人撰写的《孔子思想体系》一书指出，颜徵既然能对孔子长期隐瞒有关其父的真情，这其中必有难言之隐。根据史料分析，很有可能是孔子的母亲颜徵，这位家境贫寒的农家少女，在荒郊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而生下孔子。这个分析是否符合事实，还有待于研究后确定。

另外一种有关孔子的身世之说颇具神话色彩。东汉时人郑玄有一篇《礼记·檀弓正义》，该书称：“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说孔子是其父母祈祷尼丘山，感受黑龙的精灵而生，其意在强调孔子非凡人，并无贬低之意。但这荒谬的说法，让人仍然觉得孔子的出生似存在非正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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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今中国山东曲阜）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家世与生平 家世 孔子，生于周灵王廿年（鲁襄公二十二年，黄帝纪元2146年，前551年）夏历八月廿七（现行阳历9月28日），出生于鲁国。孔子的先世可追溯至宋国公室及殷商王室，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邹邑，从此孔氏在邹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孔子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邹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为邹邑大夫。《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家语·本姓解》当中则记载叔梁纥的元配施氏为孔纥一连添了九个女儿，孔纥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虽然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孟皮，却脚有残疾。所以孔纥在72岁时三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为得子，其父曾在尼丘山求拜，表示欲子心切，后果然得一健壮之子，故取名丘，字仲尼，仲是排行老二的意思，但是大排行为老二，小排行，仍然位老大，也就是说，孔子是其生母的长子。仪容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长成后身长九尺六寸，被称为“长人”。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即有孔子之名“丘”来源于此的说法。唐朝司马贞认为：“圩言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即孔子头顶中部有凹陷。清朝陈立相信此说，“是孔子首形象邱，四方高，中下，故名丘焉。”史学家钱穆在《孔子传略》中也持此说。早年教育 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鲁国东部的防山，孔母未将墓的所在告诉孔子。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其抚养成人。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5]19岁时孔子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做文书、委吏和乘田等小吏，管理仓储和畜牧。娶宋人亓官氏为妻，[6]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伋，字子思。23岁时孔子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学生有颜由（颜回之父）、曾点、冉耕等。孔子的母亲在他24岁时去世，孔子希望将父母合葬。为了打听父亲葬处，他将母亲棺殡停于路口（五父之衢），向路人打听。后孔母的邻居曼父之母，告诉孔子叔梁纥的墓处，孔子这才将父母合葬于防。第二年，孔子在为母亲守丧时，季孙氏宴请士一级的人（飨士）。孔子前往，不想却被季孙氏家臣阳虎训斥并拒绝。但后世学者多怀疑此事有伪。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鲁昭公十七年，郯国国君郯子访鲁。郯子博学多才，27岁的孔子慕名拜见。韩愈《师说》有语：“孔子师郯子。”孔子先后“问礼于老聃，学鼓琴于师襄子，访乐于苌弘。”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适齐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击败，逃到齐国，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孔子曾与齐太师谈说音乐，闻习韶乐之盛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他日又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想封孔子为尼溪田，遭齐相国晏婴进言劝阻。后来得知齐大夫想害孔子，景公没有办法，孔子则重回鲁国，聚徒讲学。初事鲁国 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的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一年以后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文功武备”，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鲁定公十四年摄行相事，并以“五恶”的罪名，以言论定罪，诛杀少正卯。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周游列国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留卫期间 孔子到了卫国，在前往陈地时，途经匡城，颜回举策指著郭外缺口说：“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因孔子身材高大，被匡人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而遭围捕。子路感到愤怒，夺戟准备交战，但被孔子阻止。过程中孔子曾与颜回失散，一度以为颜回已死。卫灵公提供孔子在鲁国时的相同待遇。居住一段时间后，孔子遭人诬谄，孔子害怕获罪而离开。孔子在蒲城滞留几个月后返回卫国。有人劝孔子，要有所作为，便要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孔子谢绝。但后来不得已而前去拜见，孔子入门时，朝着北面，低头俯地，不敢正视；夫人南子亦于帷幕中再拜孔子。子路得知后，为此事甚感不满，表面上不说，但孔子心里明白，孔子便告诉子路先前的执著连上天都讨厌。数月后，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孔子为次，其余官员在后，招摇游市而过。孔子对此事引以为耻，颜刻问有何耻辱，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便离开卫国。过宋之危 孔子到了宋国以后，在大树下和弟子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将大树拔除。弟子打算尽速离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相失于郑 孔子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孔子独自站立在郭东门。有人告知子贡，东门有人仪表像丧家之犬。弟子终把孔子寻回，并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受困陈蔡 吴伐陈、楚救陈之际，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随即出发。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野外，孔子等人不得行，绝粮七日，许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中多有不快者，孔子仍旧讲诵不绝。后来派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晚年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前479年，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思想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易传》，《春秋》，《孝经》，《论语》是了解其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仁”的人生哲学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课题。孔子会针对不同的弟子与不同的时机来讲述“仁”的真谛。大抵来说，孔子的“仁”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二字而已。孔子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在告诉我们“仁道”就是真诚踏实，切忌浮夸不实而违逆正道。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告诉子贡行仁不必好高骛远，从自身做起，再推己及人。颛孙师志向太高，孔子认为他的个性可能流于偏激，所以孔子告诉颛孙师行仁的方法有五道：“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告诉颛孙师行仁要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着手。对于自己的修养要严谨，对待别人则是恭敬宽容，又能厚待别人，如此才是行仁的方法。颜渊是孔门弟子中的模范生，孔子曾称赞他“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只希望他能用“礼”来进一步约束自己就可以了！《论语·颜渊》一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冉雍品德优良，又有政治才干，曾任季氏宰。当他问仁时，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的回答比较偏向政治层面。孔子告诉冉雍行仁的方法就是待人恭敬，使民宽爱，如此一来，大众对你都没有怨恨，就是行仁政。司马牛言多而躁。当他问起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仁者其言也讱”，揭示慎言的重要。当子贡问仁时，孔子用比喻的手法来告诉他“以友辅仁”的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子又谆谆告诫我们：“当仁，不让于师。”、“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礼”的社会秩序 礼，就是“节制”，宋明儒者也解作“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有：“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我们来看孔子对于礼的阐释--- --- 《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也是“真情”，而且在上位者必须作为人民的表率。所以孔子接着说--- ---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礼，不是浪费铺张，而是真情流露；宁愿节俭简陋，也不奢侈浮夸--- --- 《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是对天地万物的尊重。借由对礼法的好问，来表达自己对于天地的敬意--- --- 《论语˙八佾》：“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方法，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近百年来，不少人反感于中庸，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其实这样的乡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为政之道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故事来彻底了解孔子“正名”的涵义:当孔子三度至卫时，卫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先前卫灵公宠爱夫人南子，想要把公位传给南子的庶子。于是，嫡长子蒯聩便企图暗杀南子以保公位。不幸谋杀计划未成，而卫灵公得知此一消息之后勃然大怒，欲弑子蒯聩。蒯聩逃亡至晋，卫灵公便与晋国宣战。就在卫灵公想要请教孔子有关兵阵之事时，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学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隔天孔子便感慨万千地离开卫国。现在灵公过世，蒯聩又不在国内，蒯聩子辄便继承公位，是为卫出公。但是，就在此时，蒯聩亦在晋军护送下回到卫国，父子便为了争夺公位而反目成仇。孔子看在眼里十分伤心!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便对子路不厌其烦地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由上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立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德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罚的大司寇，他怎会不知道严刑峻罚立竿见影的效果呢?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无耻”的社会隐忧，所以才提倡用道德伦理来教化人民，彻底洗涤人心，激发人的善性，才是经世济民的正途!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实况 孔子教学的项目有四：文、行、忠、信。（原文见于《论语·述而篇》）文，指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行，是德行；忠，意指尽心尽力；信，即为诚实无欺。孔子对于古代文献十分重视，尤其是诗、礼、乐。他认为这三项学问对于人的性情养成非常重要。《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使人兴起好善恶恶之心；礼，使人进退得宜，进而可以立身于世；乐，可以使人养成完美的人格。顺道一提，孔子曾经这样称赞诗经：“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学不厌、教不倦，使孔子成为中国的“大成至圣先师”。他主张“有教无类”，学生多至三千人，从“论语”书上看来，他教导学生的只是人生日常所必经问题的解答，以及人与人相处所必备条件的阐明。其道合理而平凡，易知易行；然而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尤其是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可谓现世之见孔子之真者。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 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孔子有十位杰出弟子，号称孔门十哲：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 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 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予、端木赐。 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 十哲以外，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整理编修古籍 相传孔子作史书《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微言大义，寄托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编辑鲁国原始史料后寄托其政治理想之作，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论语》，是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曾记述孔子的思想（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但近年渐得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亚圣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